王先庆：全面开放新格局下广东贸易转型与体系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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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开放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本质体现，是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核心指标。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上升，广东贸易应该如何转型以及贸易体系重构问题，引发了学术界及企业界的关注。文章从贸易历史、外贸关系、经济基础、地理位置及华侨基础等五方面归纳出广东在我国对外贸易历史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对广东贸易的现状展开分析，探寻出广东贸易转型升级过程主要存在新兴国家冲击、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品牌意识薄弱、贸易流通体系滞后及低价优势崩塌等内生性或外部性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广东贸易转型的主要路径及策略，为广东省各级政府及企业界促进贸易转型与体系重构提供了的参考。
关键词：全面开放新格局；广东贸易；转型升级；体系重构
一、引言
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助推力，是决定当代中国发展命运的关键一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我国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提升开放发展质量指明了前进方向。而新格局，新在哪里呢？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中指出，全面开放新格局将重点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布局：一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二是培育贸易新模式新业态；三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四是要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五是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 原载于《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贸易转型的本质上是一定时段内贸易结构为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做出的调整，广东拥有全国最优良的对外贸易条件，然而广东贸易结构和水平与其经济发展现状和生产制造能力完全不匹配，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广东甚至整个中国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广东作为中国第一外贸大省，而且出口对象主要是欧美等西方国家，贸易产业链和价值链又主要受欧美国家所主导，广东传统的优势支柱产业几乎都是面对欧美出口而成长起来的。因此，中美贸易摩擦对广东贸易甚至整个经济的实际影响最大，广东贸易不得不进行大转型和体系重构，这是形势所迫也是大势所趋。贸易体系重构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扭转广东甚至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广东制造在全球价值链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受传统贸易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影响，大多数学者主要从贸易方式、出口结构、出口创汇、内外贸融合等视角关注和研究广东贸易问题[1-3]（如，马光明和刘春生，2016；Shahbaz等，2013；郭冬乐，2004），而很少有国内外学者深度研究现阶段广东贸易如何转型及体系重构问题。
二、文献综述
在工业化的早期，加工贸易对于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充分有效地带动了我国GDP的快速发展，也加速了中国加入WTO的进程[2,4]（Shahbaz等，2013；Mion和Zhu，2013）。齐俊妍和王岚（2015）从异质性企业理论探寻生产率对于贸易转型和技术升级的影响，并发现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方式的转型间接推动了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 齐俊妍、王岚：《贸易转型、技术升级和中国出口品国内完全技术含量演进》，载《世界经济》2015年第3期。]。广东加工贸易成就了广东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奇迹，为广东带来先进的技术、管理思想，是推动广东对外开放的中坚力量[ 汤子隆：《低碳发展背景下广东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新探索》，载《生态经济(中文版)》2014年第5期。]。
国家或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往往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现状紧密相连[ [美]伯纳德·霍克曼. 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M]. 法律出版社, 1999.]，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工业4.0”的提出，加工贸易已经无法适应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薛永刚和张明丽（2012）认为广东贸易存在加工贸易占比过高、外资企业出口比例过高、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阻碍了广东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薛永刚、张明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广东出口现状分析》，载《开放导报》2012年第6期。.]。何传添和郭好杰（2010）通过对广东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分析，发现广东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层次低、基础薄弱[ 何传添、郭好杰：《广东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与路径——基于广东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比较研究》，载《国际经贸探索》2010年第10期。]。戴翔等（2018）认为全面开放新格局实质上是开放发展的多维度拓展与深化，并从空间维度、领域维度、系统维度、方式维度、体制维度和治理维度六个方面阐述了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路径与方略[ 戴翔、张二震、王原雪：《全面开放新格局:内涵、路径及方略》，载《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由于探索视角的差异化和多元化，学术界对广东贸易发展历程中衍生的问题尚未形成一个相对成型的认知。尽管近年来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和支撑作用明显增强，但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相对较低，国际竞争力与发展规模存在严重不匹配，来有为和陈红娜（2017）强调扩大开放是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举措[5]。王鹏和郑靖宇（2017）基于对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实证研究，发现自贸区的设立有效提升了一般贸易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降低加工贸易的占比，加快了当前贸易方式转型的进程[ 王鹏、郑靖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如何影响贸易方式转型——基于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实证研究》，载《国际贸易问题》2017年第6期。.]。武俞辰和赵景峰（2017）发现中国与金砖国家之间在服务贸易领域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但更多的是优势互补，合力发展，共同提高金砖五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6]。
三、广东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广东作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与其他省份相比，广东的对外贸易要突出以下三大方面：全面开放经贸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协作发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本文将从贸易历史、外贸关系、经济基础、地理位置及华侨基础等五方面归纳出广东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1.广东具有全球海外贸易的先天优势。广东三面临海，港口数是全国之最，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与东南亚国家隔海相望，扼南海交通之要冲，在经济、政治和国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广东海上贸易的路线是我国最长的，航线长，海陆交汇点多，西起湛江流沙港，东至梅州茶阳港，北上韶关南雄港，南达徐闻海安港，内外畅达。
2.广东对外经贸关系密切。广东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南大门，历来就是我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和自贸区等贸易政策的实施，推动了广东对外经济由加工贸易到一般贸易再向自由贸易的升级发展。古代是对外开放口岸，改革开放后作为对外贸易的触点，与海上丝绸之路其他国家经贸关系密切。
3.全国规模领先的经济实力和产业基础。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广东一直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重要“引擎”，连续多年位居我国经济第一大省，2018年全省生产总值9.73万亿元[ 数据来源于2018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拥有两个GDP超2万亿的超一线城市。同时，广东省也是全国领先的工业大省，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订单近八成落户珠三角地区。
4.背靠港澳对广东对外贸易的影响。过去广东加工贸易之所以能蓬勃发展，关键在于港澳具有国际和国内的生产、服务、消费资源的运作能力，在早期的广东贸易中形成了珠三角特色的“前店后厂”的加工模式，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以江浙特色为主的“前店后厂”的网络购物模式迅速兴盛。
5.广东华侨在海外贸易中的特殊作用。广东是中国海上贸易和移民出洋最早的省份，是全国第一侨乡，现有近3000万海外侨胞，约占全国的2/3，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华侨华人大多从事贸易流通和商贸服务业，一方面，他们在广东大量投资兴业[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在广东直接投资1200多亿美元，创办企业近4万家，占广东全省实际吸收外资总量的近70%，海外乡亲捐赠数额折合人民币超400亿元。]；另一方面，他们以多种方式促进广东与外国的经贸合作。
四、广东贸易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广东贸易现状
图1 2013-2017年广东省货物进出口总额
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广东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长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甚至“广货遍天下”，对外贸易额占全国四分之一左右。从图1可以看出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从2013年到2016年广东对外贸易总额持续下降，从2013年进出口总额为67806亿元下跌至2016年的63100亿元，连续三年增长率为负数；而2017年广东进出口总额回升8%，达到68156亿元，其中货物出口总额创历史新高，受到了海外市场的普遍认可。以上数据表明，广东贸易近5年来依旧处于一个较为低迷的状态，尽管2017年出现短暂反弹情况，但广东的贸易市场仍未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霾。此外，由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等国际要素，对广东贸易甚至整个经济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广东今年的贸易情况不容乐观。而广东的贸易能力与其制造水平存在明显不对等的情况，因此，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贸易转型和体系重构是大势所趋。
表1 2013-2017年广东省不同外贸模式进出口额占总进出口额的构成比例
年份
贸易模式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一般贸易（%） 33.78 38.61 42.13 43.37 46.07
加工贸易（%） 48.26 48.32 43.05 38.82 37.07
其他贸易（%） 17.96 13.07 14.82 17.81 16.86
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
一般贸易是加工贸易的更高级形态，主要体现在关税征收、贸易方式、贸易对象、监管程度、税收要求和贸易收益等六个方面[ 王先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自由贸易区》，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0-111页。]。从表1可以看出，从2013年到2017年，一般贸易占比逐年递增，加工贸易占比逐年递减，在2016年一般贸易占比首次超过加工贸易。广东省的对外贸易结构呈现出一种健康发展的趋势，然而与发达国家加工贸易占比情况仍存在较大差距，贸易结构转型势在必行。
（二）当前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广东凭借加工贸易在经济发展上获得了迅猛式增长。然而，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以往依靠廉价劳动而兴起的加工贸易模式已无法适应当前广东贸易的现状，甚至桎梏着广东的经济发展质量和速度。而广东目前正处于从加工出口主导型贸易体系向内需消费主导型贸易体系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这是当前广东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点突破口和切入点。因此，本文通过对广东贸易现状及国内外贸易形式的分析，归纳出目前广东贸易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广东省的贸易结构，乃至整个中国的贸易结构，都相对单一，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升高，许多发达国家选择将加工厂迁移到东南亚或者非洲等劳动力廉价的地区。而广东贸易目前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国际市场上，如何应对新兴国家对我国外贸商品市场份额的冲击，特别是对广东制造的商品的冲击，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2.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冲突。意识形态的差别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冲突，而我国制造业在产品质量、劳动力素质等方面均缺乏竞争优势。我国生产的产品面临“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在尖端科技上尚无法与发达国家匹敌，在低端贸易上又缺乏价格优势。随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追赶与攀升，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具有内在必然性，且该摩擦会呈现出常态化、长期化和复杂化等趋势[7]（余振等，2018）。
3.品牌意识薄弱。在工业化前期，加工贸易为广东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助推力，广东各界都在为“珠三角奇迹”、“世界工厂”、“广东制造”等称号所自豪的同时，基本上都忽略了一个非常明显而又极为深刻的问题，即广东在海内外的服装、家具、家电等领域，均占据着很高的市场份额。然而，在这些出口或内销的商品中，有多少是广东的商贸流通企业通过自主可控的渠道体系销售的？又有多少商品拥有独立自主的商业品牌？
4.贸易流通体系发展滞后。在加工贸易的初级阶段，尽管贸易渠道缺失、贸易体系不健全、贸易方式和业态单一落后，但在“两头在外，前店后厂”格局下，贸易问题并不是什么重点难点问题。随着广东加工贸易进入中后期，强大的加工能力与弱小的贸易能力形成巨大的反差，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贸易渠道、体系、方式和业态等，不仅影响到广东贸易的转型升级，而且严重影响到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体系的进步。
5.劳动力成本上升，低价优势崩塌。长久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人口红利，而随着国家计生政策的长期推行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中国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由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适龄劳动力不足、“用工荒”等问题严峻。此外，我国加工贸易一般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由此带来的价值链偏低的后遗症问题日益凸显。
五、广东贸易转型升级的主要路径与策略
广东在拥有强大的“加工制造能力”的同时，是否具有强大的“贸易流通能力”？二者之间是否匹配？显然，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注意到加工贸易带来的后遗症，并考虑如何拓展内销和外销市场。然而，在制定政策和相关方案时，仍较少能跳出“加工贸易”中“重加工，轻贸易”的思维定式，将大量的资源和能力放在生产、技术和产品上，而忽视了从贸易方式升级、贸易能力提升、贸易体系构建、贸易业态和模式创新等视角进行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因此，本文以广东贸易的现状为基础，针对目前广东贸易存在的问题，从贸易体系重构视角出发提出以下广东贸易转型升级的主要路径与策略。
1.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制造业服务化升级。制造业服务化指制造企业不再局限于实物产品本身，而是更加注重提升产品附加值，促进顾客满意，将价值链由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即以产品为中心的商品主导逻辑向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服务主导逻辑转变。制造业可以借助于电子商务平台，发展平台经济，从以香港为主的旧“前店后厂”加工贸易模式向江浙特色的“前店后厂”的网络购物模式转变。发挥政府在推动制造业服务化过程中的重要引导作用，打造有利于广东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政策体系。
2.掌握核心技术，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促进贸易出口、转移富余产能、获取先进技术、稳定资源供给，提升广东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在模仿与学习的过程中，形成自身独特的核心技术，增强技术溢出吸收能力，促进“广东制造”向广东智造”转变，而非沉浸于加工贸易，推动产品价值链向上游移动。我国国产手机中既做升级又做芯片的很少，华为的“麒麟”处理器和小米的“澎湃”处理器是仅有的唯二。2018年8月31日，华为推出的智能手机处理器麒麟980面世，耗时36个月，并创下6项世界第一。
3.扩建自主渠道，增强贸易能力。一个国家和地区贸易模式的演进，基本分为加工贸易、一般贸易和自由贸易三个层次，这三大层次也代表着广东贸易体系的代际划分标准。自由贸易的核心是贸易主导权，即自由贸易是建立在足够强大的贸易主导权、充分的贸易规则制定权以及完善的一般贸易体系等基础之上的。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第三产业占GDP的60%时，即进入自由贸易阶段，如当前的欧美、日韩和香港等。然而，广东受制于陈旧的加工贸易体系及其他因素桎梏而未进入到该阶段，但距离该阶段越来越近。广东可以通过扩建自主渠道、发展小范围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途径加速贸易转型。
4.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提升广东贸易开放水平。首先，广东应该利用好本土资源，连通三大自由贸易试验片区，将香港、深圳、广州、珠海、澳门连接起来，以点带线，以线成面，合力打造广东自由贸易走廊。其次，借鉴海内外主要自由贸易区（港）建设经验，结合自身实际贸易现状，不断探索新模式。再次，充分利用好国家的相关政策福利，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南大门”和重要出海口，广东要发挥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排头兵”作用，连接东南亚、南亚、中东和非洲等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快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进程。
5.开发新兴市场，抢占欠发达地区的贸易份额。2008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外贸商品滞销问题，我国打出了出口转内销的旗号，十年来消费已经占经济发展的六成以上，远超投资、出口占比，近年来国内市场表现出趋近饱和的态势。众多企业开始将目光转向非洲、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地区等欠发达地区，展开企业发展战略的全球化布局。2018年7月24日，小米集团官宣小米在印度的单季度出货量超1000万台，占印度智能机市场的30.4%，连续三个季度领先其他手机品牌。
6.发挥政府、商会的引领作用，聚力打造一批有竞争力的粤商品牌。粤商以市场敏感性强、注重实干、讲究效率和勇于创新等精神享誉海内外。然而，受本身个性特征的影响，粤商同样也存在单打独斗、重战术性短期利益、轻战略性长期运营等缺点。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广东贸易的转型升级离不开粤商的支持，必须发挥好政府政策的支持作用、商会的引导作用，指引广大中小企业摒弃以生产为中心的旧观念，跳出加工贸易的惯性思维。此外，政府要带头建立自主品牌全方位规划的引导机制，整合分散品牌资源，将政府、商会协会与企业凝聚起来，聚力打造属于广东的贸易品牌，提升粤商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话语权。
参考文献：
[1]马光明，刘春生.中国贸易方式转型与制造业就业结构关联性研究[J]. 财经研究, 2016, 42(3):109-121.
[2]Shahbaz M, Khan S, Tahir M I. The dynamic links between energy consumption, economic growth,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trade in China: Fresh evidence from multivariate framework analysis[J]. Energy Economics, 2013, 40(2):8-21.
[3]郭冬乐. 中国内外贸一体化的实践、目标与政策建议(上)——对流通组织形式的考察[J]. 财贸经济, 2004(5):18-23.
[4]Mion G, Zhu L. Import competition from and offshoring to China: A curse or blessing for firm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3, 89(1):202-215.
[5]来有为, 陈红娜. 以扩大开放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J]. 管理世界, 2017(5):17-27.
[6]武俞辰, 赵景峰. 中国与金砖国家服务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分析[J]. 广东社会科学, 2017(6):26-35.
[7]余振, 周冰惠, 谢旭斌,等. 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易摩擦[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7):24-42.
王先庆 雷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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