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以生产为中心”的硬性发展方式,而不是基于一种价值链为核心的柔性发展方式,它最大的弊端是忽视对事关财富和利益主权的渠道控制权和资本控制权的掌握,而过度关注产量和规模。广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跳出“重生产”思维,调整围绕生产制造“打转转”的转变思路。
□王先庆
广东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还要有“广东特色”,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战略工程,牵涉到经济领域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各个领域的各种因素、政策和利益关系。因此,与明确总体思路和发展战略的要求相对应,从策略和战术上应明确发展方向和突破口。否则,各部门又会出现新一轮的“本位主义”,各自强化自身的部门地位和利益格局。“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主次不清,先后颠倒,甚至出现一种“新方式未建立起来,旧方式反而卷土重来”的局面。
首先从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短板”和“瓶颈”领域“加快”
首先,广东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要“加快”,主要在哪些方面加快呢?显然,构成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短板”和“瓶颈”领域需要加快。例如,制约广东扩大内需的流通渠道不畅问题,就是一块严重的“短板”,需要尽快“补长”；再如,过去一度视为特色和优势的“两头在外”,现在却成为了明显的“劣势”,更需要“大补特补”。总之,要“快而不乱”,不能胡乱地都“快”。尤其是广东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过剩经济已经是“常态”,在扩大和鼓励生产方面,要谨慎再谨慎,不能再动不动“上项目”或“政策倾斜”。
方向:从制造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型,服务业中从流通等先导性、基础性产业起步
其次,必须明确转变的大方向。什么才是正确的转变方向?这需要从不同的层次上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比如,广东大部分区域已处于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工业化后期、市场化后期和城市化中期,与之相适应,其产业结构、资本结构、市场结构、企业结构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即朝着升级转型的正确方向变化,而不是“逆向”而变。再如,广东经济正整体处于从制造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型,而服务业的发展却是有优先顺序的,必须从商贸流通等先导性、基础性产业起步,逐步向创意设计、高端咨询等其他现代服务业升级转型,而不是反过来。
突破口:跳出“重生产”思维,调整围绕生产制造“打转转”的转变思路
再次,必须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广东经济过去30年的最大成就和标志,就是成为了“世界工厂”,形成了世界上区域最密集的工厂群和人数最多的“工厂主”。在这种世界历史上最浩大、最快速的“造厂运动”中,以“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和“低成本、高消耗”为主要特征的“广东制造”无疑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初期和中期的一个符号和缩影,这也是广东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描述。那么,“新经济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如何选择?是继续单一地按照“生产至高无上”的理念从“广东制造”向“广东创造”的方向推进?还是针对前面所说的“短板”和“瓶颈”对经济结构实施革命性再造?
从目前来看,上述两种路径的选择一直都在进行。有些部门和学者始终热衷于按照“抓生产”的思路来考虑各种问题,始终坚持“一切以生产为中心”的理念,以为现在只要把“生产型企业”的升级转型完成了,就抓住了龙头和根本；还有一些学者和实际部门则认为必须跳出传统的“生产导向”理念,认为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一种“以生产为中心”的硬性发展方式,而不是基于一种价值链为核心的柔性发展方式,它最大的弊端就是忽视对事关财富和利益主权的渠道控制权和资本控制权的掌握,而过度关注产量和规模。
我认为,广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跳出“重生产”思维,调整围绕生产制造“打转转”的转变思路,如果仍然把过多的精力倾注在生产和制造领域,把大量的资源注入到始终受产品生命周期约束、竞争激烈且价值增值波动的生产制造领域,显然不是广东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性出路。广东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应该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倾注在资本和流通领域,打造和养育一大批广东本土的大商人、大资本家,并推动主导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工厂主”型的企业家向支撑现代经济发展方式的“商人型”和“资本型”企业家的转型。
进一步说,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要求广东企业从“工厂主时代”转型到基于市场主导权的“大商人时代”和“新资本家时代”,并站在全国和全球的高度,去整合渠道和资本资源,将“广东制造”纳入自己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参与国内外分销网络的构建和控制,大力推进符合现代资本理念的工厂和企业资本化进程,使广东赢得未来30年甚至更长期内新的竞争力。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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