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服务业对于现今广东经济所起到的增长引擎作用和转型先导作用越来越被受到重视。本文在对现代服务业相关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对广东省现代服务业的21个城市及其行业结构建立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广东省各个城市现代服务业及现代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的发展水平及集聚程度，对全面推进城市间现代服务业建设和现代服务业行业结构优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城市；行业结构；实证；广东
1 问题的提出
广东省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经历着改革开放政策后持续的高速增长，其增长主要是由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的，在增长的背后是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城市化造成的农业的凋敝。因此，现代服务业替代传统工业成为新时期广东经济增长的引擎和经济转型的先导愈来愈受到人们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与规律也显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重点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推进的，第三产业(服务业)比重日趋增大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趋势[1]。广东省三产比重在1978年为29.8：46.6：23.6，到了2010年三产比重为5.0：50.0：45，服务业由23.6增长到45，增长了21.4个百分点；2010年全省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5.4%，拉动GDP增长6.4个百分点；广东服务业的增加值已由1978年的43.92亿元发展到2010年的20711.55亿元，增长了471.6倍, 33年间年平均增长14.3%。产业规模的增长带来了产业格局的变化和产业地位的提升，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新的服务方式、服务技术不断涌现，产业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各种连锁经营组织相继出现，广东服务业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并极大地促进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在拉动内需、满足人们需求方面显示了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其产业地位正日益显要。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广东服务业成为经济第一推动力还有一定距离。产业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实践表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50%，可以作为一个临界点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程度。大于50%基本上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服务经济特征明显，基本迈向现代化。2010年广东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45.02%，尚未达到临界值，表明广东离全面小康和实现现代化还有一定距离。因此，广东省应该继续全面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向现代化水平迈进。这个突破临界点的过程需要全省各个城市的共同努力，需要服务行业内部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优化。
广东省有21个城市，城市之间的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和不同行业之间的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都存在着差异，值得思考的是：首先，在城市层面上，哪些城市走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前列，呈现出一定的集聚态势？其次，在行业结构层面上，体现出什么样的差别，哪些行业有优势，呈现集聚态势？最后，在城市与行业发展的交互层面上，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好的城市中是哪些行业起到了关键作用，进而有重点地促进其发展，发挥集聚效应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而在现代服务业集聚薄弱的城市中，具体体现在哪些行业上存在差距，进而找到其发展的突破点，以提升配合中心优势城市的发展？就是在对以上问题的思考下，本文通过对广东省21个城市的现代服务业行业结构的实证分析，来全面了解广东省现代服务业的城市和行业结构发展状况，以求找到问题的答案，发现解决的突破口，为推进广东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打下基础。
2 理论综述
2.1 现代服务业的分类研究
国外对现代服务业分类应用比较广泛的是Beyers（1993）的划分标准。他依据各服务业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将服务业划分为新兴服务业、补充性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三大类[2]。新兴服务业是指工业产品的大规模消费阶段以后出现的加速增长的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娱乐、文化和公共服务。补充性服务业是相对制造业而言的，这类服务业的发展与工业化有关，可以说它们是为工业生产和工业文明“服务”的，是工业化过程的“衍生物”，具体包括金融、交通、通讯、商业以及政府部门的法律服务等。传统服务业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需求是“传统”的，即其需求在工业化以前就广泛存在；二是指生产方式是“传统”的，即“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由于国内对现代服务业在理论的内涵上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所以对现代服务业的分类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比较有权威和参见意义的是2005年8月北京市统计局的划分，根据对现代服务业统计范围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及综合考虑统计上的简便和易操作性，将现代服务业分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9个门类22个大类。
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动态概念，一方面是对传统服务业的信息化、科技化，突出体现了增加知识含量加大传统服务业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传统的批发零售业升级为具有现代服务业特征的行业，传统的住宿餐饮业发展为现代住宿餐饮业；另一方面是指随着某种经济或社会活动中某局部功能的需求不断扩大，而从营运主体中分离出来，形成专业的服务机构，即一些专业服务和新兴服务业，如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界定，不以出现的时间早晚为标准，并非已静止的眼光去讨论，如批发和零售业是否已经达到现代化，而是考虑到行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可提升性。因此，本文对于现代服务业的研究按照国家统计局对第三产业的划分，共涉及14个行业，分别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2.2 现代服务业集聚的理论研究
产业集聚理论的最初观点是由Marshall（1890）年在其专著《经济学原理》(Principals of Economics)中提出的，使用了“集聚”的概念去描述地域的相近性和企业、产业的集中[3]。Coase (1937)的交易成本理论从企业存在的边界为现代服务业集聚提供了降低成本的根本理论基础，认为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物，可以降低交易费用[4]。后来的Williamson(1975、1985、1999)发展了科斯的理论，从企业相对集中来进一步说明集聚对于成本较低的作用，认为企业的相对集中能够增加交易频率、降低区位成本和环境的不确定性等不利因素。这些关于集聚理论都是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对制造业集聚理论是否适用于服务业这个问题，学者们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5]。Moullaert&Gallouj（1993）较为明确的指出，制造业集聚的理论与模型并不适合服务业。因为服务性企业提供的是差异性最大的定制服务，其服务的特定性、信息创新和知识的专业有别于单纯的制造企业[6]。此后，Keeble&Wilkinson（2000）对知识型服务业的集聚进行了研究，指出对于知识程度较密集的服务业与 “创新环境”有关的当地“集体学习过程”是很重要的[7]。 Miller（2001）对伦敦的服务业聚集进行了具体研究，比较了不同行业的服务业集聚状况，如伦敦市区的金融服务业集聚，伦敦Soho区的电影、电视等媒体制作集聚等[8]。
国内学者魏守华等 (2002)也通过相关研究指出大量相关企业集聚，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生产率，特别是网络管理模式使得企业集中资源专攻价值链中某些环节，提高专业化水平，促进创新从而提高生产率[9]。王先庆和武亮（2011）针对现代服务业的特点，从原生型、嵌入型和外生型三个层面分析了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模式，对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提取出关键结构要素并分析其运作机理[10]。
王文军，骆志刚和赵黛青（2011）分析了广东省低碳服务业的发展，指出了广东省低碳科技服务业发展的集聚态势，如广东现代LED产业集群已经初步形成，深圳成为“太阳能光电产品”生产服务基地[11]。张益丰和黎美玲（2011）研究了先进制造业集聚、专业技术人才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专业技术人才集聚有利于先进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先进制造业集聚呈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因而发展物流运输业、金融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能促进先进制造产业做大做强[12]。
在现代服务业业集聚的实证研究方面，即用定量的方法研究服务业的相关集聚问题，也有学者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如胡霞 (2007)利用分层线性模型(HML)检验了集聚效应对服务业差异的影响[13]。杨勇 (2008)通过转换区域分布基尼系数和产业集中度指标，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服务业集聚度进行了测算，并利用实证方法对影响中国服务业集聚的因素进行了分析[14]。李文秀(2008)利用空间基尼系数和赫芬达指数分别对美国服务业的行业区域集聚程度以及各行业内的企业集聚程度进行度量，建立了服务业集聚的二维评价模型[15]。任英华和邱碧槐（2010）根据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和 EG 指数，以湖南省为例对现代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进行了分析[16]。赵浩兴和李文秀（2011）从服务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出发，用区位商和空间基尼系数分析了浙江省服务业空间布局现状和集聚化发展的条件[17]。
王先庆和武亮（2011）对CES函数进行了扩展应用，对广州市批发零售业的集聚程度进行了实证，并从布局集聚经济、城市集聚经济和内部集聚经济等三个因素来分析其具体的影响程度[18]。
实证分析中很少有从城市和行业的交互影响方面进行分析，及在同一区域内各个城市的服务业集聚水平和服务业内部结构集聚水平可能会产生交叉影响。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将区域锁定在广东省，对其21个城市和14个服务业结构集聚情况进行实证分析。
3 实证分析
3.1模型与假设
设一般线性模型中的两个因素为A和B，并且因素A有r个水平A1,A2,…,Ar,因素B有c个水平B1，B2，…,Bc, Yij表示因素A和因素B各个水平的每一配合下的观测值，那么包括主效应和交互效应的一般线性模型为:Yijk =μ+αi+βj+αiβj +εijk ,其中αi 为因素A的第i个水平，βj为因素B的第j个水平，Yijk为因素A在i水平和因素B在j水平上的第k次的观测值，αiβj为因素A在i水平和因素B在j水平的交互效应，εijk为因素A在i水平和因素B在j水平上的第k个单元上的随机误差。
根据以上模型，对广东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分析涉及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现代服务业的内部行业结构，有14个水平，分别代表现代服务业的14个行业；另一个是广东省的城市结构，有21个水平，分别代表广东省的21个城市。
根据以上实际分析内容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H0）:广东省21个城市间的现代业服务集聚度无著性差异。
假设2（H1）:广东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的行业结构水平因素无显著的差异。
假设3（H2）:广东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的行业结构水平在各个城市间无显著差异，即不存在交互影响。
3.2 研究方法
现代服务业的各个行业在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随着比较优势的出现和发展，便会在一些区域会形成优势行业的集聚，并不断完善扩大作为一个行业集聚区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而区位商理论为现代服务业的内部集聚程度提够了一种定量的分析工具，作为产业的效率与效益分析的定量工具，其数据的可得性和实用性使得区位商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集群识别方法，用来衡量某一产业的某一方面，在特定区域的相对集中程度。区位商最初是由哈盖特（P．Haggett）首先提出并运用于区位分析中，在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指标[19]。国内学者苏东水（2005）以生产的地区集中度指标来衡量[20]。称法不一，但这一指标都用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专业化和集中程度。用公式表示如下： LQ=（Eij/ Ei）/ （Ekj/ Ek）。其中，Eij代表i地区产业j的就业，Ei代表i地区的总就业，Ekj代表k区域（包含多地区）产业j的总就业量，Ek代表区域k的总就业量。
也有许多相关研究用产出值、固定资产和销售收入作为计算的数据来源，郭翔宇和胡文祥（2006）在对中国制药产业结构分析时以销售收入来计算[21]，刘婷（2009）重庆都市区非农产业的产业结构分析时采用产值来计算[22]，赵娟（2006）对广东省和浙江省制造业对比分析时用就业人数来计算[23]。在具体区位商指标计算所选用的数据取决于其可得性，并要结合分析的实际问题，本文对服务业的区位商计算数据来源于2011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和广东省各个城市的统计公报中现代服务业各个行业的就业人数。
根据有关数据，可分别计算出广东省各城市服务业的不同行业相对于省内同类行业的区位商。如果某一特定行业的区位商大于1，我们即可假定此区域内的该产业正向区域外部输出一定比例的产品，是该区域的财富创造者，产业具有一定的集聚性。一般来讲，如果产业的区位商大于1.5，则该产业在当地就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3.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3.1假设检验
使用SPSS13.0对计算得到的区位商数据进一步分析，检验假设H0、H1、H2。
表1 2010年广东省现代服务业区位商检验表
Table.1 Location quotient inspection table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of Guangdong in 2010
因素 平方和SS 自由度f 均方MS F值 P值
市别(αi) 23.000 20 1.150 7.050 0.000*
行业结构(βj) 49.012 13 3.770 23.113 0.000*
市别×行业结构(αiβj) 161.881 293 0.552 324.654 0.000*
如表2所示，在组间主效应检验中，市别和行业结构的P值都<0.05，在组间交互效应检验中，市别×行业结构的P值<0.05，因此可以得到：广东省21个城市间的现代业服务集聚度有显著差异，即拒绝H0； 广东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的行业结构水平因素有显著差异，即拒绝H1；广东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的行业结构水平在各个城市间有显著差异，存在交互影响，即拒绝H2。
3.3.2 广东省21个城市的现代服务业集聚评价
图1 2010年广东省21个城市的现代服务业区位商分布
Fig.1 The location quotient distribution of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 21 cities of Guangdong in 2010
广东省现代服务业区位商值从纵向21个城市来看（如图所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区位商明显大于1，处于上等位置的两个城市：广州和深圳，区位商分别为1.355和1.203。第二类是区位商在1附近微小波动，波动值不超过0.1，处于中上位置的八个城市：其中汕头、梅州和茂名的区位商略微大于1，分别为1.014、1.047、1.032，东莞、潮州、湛江、阳江和揭阳的区位商略微小于1，分别为0.953、0.960、0.976、0.979、0.983。第三类是区位商小于1，幅度在0.3以内，处于中等位置的10个城市。第四类是区位商明显低于1，处于较差位置的惠州，区位商值为0.436。
3.3.3广东省现代服务业各个行业的集聚评价
图2 2010年广东省14种现代服务业的区位商分布
Fig.2 The location quotient distribution of 14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of Guangdong in 2010
广东省现代服务业区位商值从横向14个具体行业来看（如图所示），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区位商明显大于1，居于上等位置的三个行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区位商分别为1.458、1.335和1.236。第二类是区位商在1附近微小波动，波动值不超过0.2，居于中等位置的五个行业：其中金融业和水利环境和公共管理业的区位商略微大于1，分别为1.012和1.112；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区位商略小于1，分别为0.809、0.838和0.853。其余的是第三类的居于较差位置的六个行业，它们区位商小于1，幅度在0.5以内，其中区位商最低的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区位商为0.526。
3.3.4广东省21个城市现代服务业各个行业的集聚交叉评价
图3 2010年广东省21个城市现代服务业各行业的区位商分布
Fig.3 The location quotient distribution of 14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in 21 cities of Guangdong in 2010
如图1所示，广州和深圳现代服务业区位商明显大于1，说明服务产业整体上专业化程度明显，生产集中具有明显比较优势，并且向外提供产品与服务份额大，但从图3中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都如此，各个行业在区位商1上下波动明显。广州的交通运输、仓存和邮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集聚和专业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行业，而金融业和教育业较分散，集聚和专业化程度不高。深圳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优势明显，集聚程度高，但教育，水利、环境和公共管理设施业较弱。
东莞、揭阳、茂名和梅州现代服务业的区位商在1附近波动，振幅不超过0.1，说明服务业整体上现代服务业专业化程度体现了广东省的平均水平，但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分布不均匀。东莞的金融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公共组织的的区位商都大于2，这些行业生产集中并有很大的比较优势，但在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管理业，居民和其他服务业专业化程度不高，产业很分散，远远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揭阳、茂名和梅州也存在同样的行业结构差距大、分布不均匀的问题。这三个城市突出的行业就是教育业，其区位商分别达到2.7662、 2.4787和2.4586，远大于平均水平1.4579。
其他城市如佛山、珠海、中山等城市的区位商小于1，且在0.3范围内波动，整体上处于全省的中等位置，现代服务业的行业内部结构分布也较为均匀。而惠州市服务业整体专业化程度低，分布分散，区位商只有0.436，服务业内部各个行业的分布也是处于很低水平，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都处于全省最低水平。
4 结论与建议
对于广东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结合以上分析结果，本文认为应从城市的宏观、行业的中观和企业的微观角度加以考虑。
1、从广东省现代服务业的宏观城市间发展来讲，应有重点地加速大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用大城市的经验和资金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促进广东省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在广东省21个城市的区位商的分布（结合图1和图3）中，21个城市的区位商处于0到1.5之间。其中大于1的城市有两个：广州和深圳。因此说明广州和深圳的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较高，超出广东省的平均水平，这也就意味着服务业在该区域生产较为集中，比较优势明显。广东和深圳的现代服务业处满足本区域需求外，还对周边地区提供区服务业中区位商明显大于1的产品和服务。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与形势下，扩大服务输出是广州提升现代服务业核心竞争力、增强城市集聚度和辐射力的重要手段和实现方式(郭艳华，2011)[24]。
汕头、梅州和茂名的区位商略微大于1，东莞、潮州、湛江、阳江和揭阳的区位商略微小于1。这八个城市的区位商都可以说是很接近1，因此这八个城市的产业专业化程度和聚集程度和广东省的平均水平近乎一致，城市的现代服务业整体上供需平衡。其余包括惠州在内的11个城市区位商明显小于1，说明这些城市的现代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低于广东省的平均水平，规模具有比较弱势，行业明显呈现分散状态。
因此，广东省应积极引导以比较优势明显的广州、深圳为中心的大城市，联合如汕头、东莞、潮州等资源环境较好的城市，带动周边比较优势较弱的如江门、清远和惠州等城市的发展。世界先进国家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经验也已证实，在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具有优势的大城市是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的主要桥梁，缺乏有竞争力高品质的大型城市和国外先进服务行业对接，没有创新型领先城市作为现代服务业的组织核心，承接现代服务业由城市向城市及周边县区的转移将很难起步。
2、从广东省现代服务业的中观行业结构的发展来讲，应实现传统的批发和零售、住宿餐饮等产业的技术提升，促进科技创新型服务业发展，力争重点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形成现代服务业组织体系。
在广东省现代服务业的行业结构的区位商的分布（结合图2和图3）中，传统的服务业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区位商分别为0.7104、0.8382和0.6464。说明广东省的这三项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低于广东平均水平，分布不集中，规模具有比较弱势。所以，应尽可能进一步地用现代的信息科学技术来促进这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使其逐渐纳入到现代服务业的组织体系中去。
广东省现代服务业中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属于科技含量高、知识密集型的行业，其区位商在分别为0.8537和0.6629，都小于1。因此要促进这些高技术型服务业的发展，提升其竞争优势，逐渐向集聚化发展，发挥出规模优势。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例如研发、测试、中介、咨询、技术市场、工业设计等产业的创新性强、辐射面广，大多处于成长期，需要加以大力扶持。要利用广东的科技、人才优势，针对产业发展需要的关键技术及关键领域，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攻关。
3、从广东省现代服务业的微观的企业来讲，各个城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最终落实到具有某种行业属性的企业上，产业的发展依托行业的集聚，行业的集聚有赖于企业集聚效应的发挥。因此，各类服务业企业的发展，要特别注意和强调遵循交叉融合、专业化和协同发展。从而使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使相关行业、企业，上下游行业、企业得到协同发展，最终使得广东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整体上更有特色，更具竞争力。
总之，广东省整体上应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认识服务业的重要地位，在产业转移和服务业发展要防止“产业空心化”问题（徐印州，2012）[25]。把加快各城市发展现代服务业和优化整合现代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结合起来，继续用信息科学技术提高传统服务业服务质量使其向现代的服务业方向发展的同时，加快科技含量高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逐渐形成广东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态势，以扩大就业、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为广东省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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