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新发展格局构建

    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价值链不仅驱动全球贸易的增长，而且重塑了国家和企业生产、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已成为全球贸易的基石。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陷入动能不足困境，以发达国家为主体、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在不断加速。中国经济要顺利完成新旧动能转换，持续构建新发展格局，需抓住全球价值链重构之机有所作为。

    全球价值链重构是在禀赋变动、技术变革和制度重构三种力量协同作用下不断向横纵延伸的动态、复杂过程。其本质是基于世界分工体系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调整，具体表现为产业技术标准、生产组织体系、地理空间分布、价值获取能力的重构，最终实现世界财富的再分配。全球价值链发展至今，已发生两次大规模重构。

    全球价值链的第一次大规模重构发生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因市场规模萎缩，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出现集中现象。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全球价值链重构（GVC Restructuring），并将供应链中层级数量的减少定义为垂直重构，将特定层级中供应商数量的减少定义为水平重构。

    面对国内大规模失业背后隐藏的“产业空心化”危机，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试图通过各种举措实现低端制造业回流。例如，美国相继于2009年、2010年出台《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和《制造业促进法案》，并于2011年提出“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2014年，成立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2016年改为“美国制造”（Manufacturing USA），旨在保持美国先进制造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加强美国国际领导权。围绕美国制造的创新研究院从创建之初的3个逐步增加到2017年底的14个，成员遍布美国各地。美国对华为等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同时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单方面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试图重构全球生产格局。然而，据世界贸易组织、亚洲开发银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共同发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超越生产》显示，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价值链垂直生产的角度看，2010—2019年间全球价值链的生产长度几乎停滞，既没有缩短也没有变长。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成为全球价值链第二次大规模重构的催化剂。受疫情影响，个人医疗防护用品、汽车等行业的生产链突然断裂，原有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从全球范围来看，疫情暴发后，全球技术性贸易壁垒及卫生和植物检验措施、反倾销等非关税壁垒居高不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受到制约，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的世界不确定性指数（World Uncertainty Index, WUI）显示，从1990年第一季度到2021年第三季度，世界不确定性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2020年第一季度该指数创下历史新高。为了降低疫情冲击下各国不断增加贸易壁垒带来的影响，企业通过转移生产地或者技术升级等方式，进行全球价值链重构，包括从分散到集中的地理重构以及从价值链细分到垂直一体化的组织重构。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不佳，资本的跨国流动规模大幅缩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21）》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与2019年相比下滑35%，只有1万亿美元，远低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后是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新一轮博弈。为加强本国医疗用品的生产能力，许多国家鼓励企业将相关生产线从海外回迁。日本政府提出补贴方案，号召日本生产企业在国内扩大医药原料产能，鼓励在中国生产的医药企业将生产线从中国迁回日本，或者转移至东南亚、南亚国家。德国政府于2020年9月出台名为《德国—欧洲—亚洲：共同塑造21世纪》的印太指导方针，试图在未来世界政治和经济重心所在地打造德国全球价值链新高地。

    美国政府意识到将战略性供应链锚定国内制造业对于经济安全来说至关重要，提出要重塑供应链（Reinvent the Supply Chain）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美国先进制造办公室发布《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宪章》修订版，彰显以国家意志确保美国先进制造业的全球领先地位，并首次提出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治理体系的概念。同年，美国16个机构及其2000多个成员组织，在与先进制造业有关的500多个主要研发项目上进行合作，先进制造业领域的知识和技术人员参与人数超过7万人。2021年2月24日，拜登总统签署了关于美国供应链的第14017号行政令，明确指出美国需要韧性、多样化和安全的供应链，以确保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

    时至今日，新冠肺炎疫情依旧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展望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重构将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第一，数字平台崛起，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新领导者。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数字平台在数字经济中的主导功能。如果说19世纪的经济活动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协调，20世纪的经济活动是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协调的话，那么21世纪的经济活动则正在依靠平台这只“数字之手”来协调。

    数据正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外的第五种生产要素。无论在价值创造还是价值获取方面，包括谷歌、微软、苹果、亚马逊等在内的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平台，其所有经济活动正在围绕基于平台的生态系统进行重构。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大规模并购，竞争态势从“市场中的竞争”（Competitionin the Market）向“为市场竞争”（Competition for Market）转变。数字平台具有网络效应、规模报酬递增、范围经济、数据优势、全球辐射、赢者通吃等特征，正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垂直一体化企业，成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新领导者。

    第二，超越生产范式，全球服务价值链引领服务经济发展。世界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全球服务价值链正在迅速发展。全球服务价值链引导的全球服务业分工以数据交换作为载体，将产生巨大的数据流。在全球服务价值链主导的服务经济中，传统意义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分工模式以及贸易利益均会发生变更。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国际贸易的测算只有从基于领土的“在哪制造”向基于收入的“为谁制造”或者“由谁创造”转型，才可能真正体现参加国际分工的不同国家之间的真实贸易利益分配情况。

    第三，区域贸易协定日益深化，全球贸易的地理空间加速重构。跨国公司对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上生产任务的优化配置，在塑造国际贸易模式的同时，也对区域贸易协定的地理分布产生影响。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会影响最优贸易协定的地理分布，换句话说，区域贸易协定的地理分布由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决定。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不断增加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不断提升的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正在加速重构全球贸易地理空间。如图1所示，从2021年开始，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再次迎来增长态势。累计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通知达573个，累计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达353个。2022年1月1日，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

    第四，构建韧性供应链，兼顾供应链效率与安全。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风险、不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对全球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构建韧性供应链几乎成为全球共识。为了让全球价值链更具韧性，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将自身的布局结构从离岸布局向近岸布局转变，在实现价值链环节区域化、本土化的同时，加大对数字化和自动化的投资，在兼顾供应链效率与安全之间取得平衡。既拥有国内商业伙伴又有全球价值链伙伴的企业，比那些仅仅拥有全球商业伙伴的企业更具有韧性。面对政策干预时，能够轻易将其生产转移至其他国家的产业，将比那些因为本地化网络和锁定效应而高度限制在某一地区的产业更具有韧性。

    第五，追求绿色低碳成为全球价值链升级新方向。全球价值链上的领导企业，通过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和企业推行绿色低碳技术标准，推行环境升级（Environmental Upgrading），旨在通过技术、社会和组织流程，避免或者降低对环境的整体影响，改善环境绩效。全球价值链的环境升级，是建立循环经济、实现全球价值链可持续性的重要手段。在重构生产和消费流程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将提供新的价值来源。绿色低碳技术将促进全球产业链重构，引领全球价值链升级。

    从全球价值链发展历程来看，全球价值链重构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重构正在加速进行。这一进程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全球价值链重构为中国新发展格局构建提供战略空间，新发展格局构建为全球价值链重构提供培育土壤。以全球价值链重构为契机，多措并举，有利于推动中国新发展格局构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以数字生态系统建设为核心，打造全球价值链聚变平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正向生态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转变。在新发展格局构建的起步阶段，中国处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迈进的关键时期。在推动中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过程中，要以数字生态系统建设为核心。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以生态系统为导向发展数字经济，应成为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方向。数字化转型不仅影响单个企业的商业模式，而且要求不同企业转变思维、主动求变、跨界协作，构建共生共赢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也就是打造所谓价值链聚变平台。

    第二，以深化产业融合发展为根基，培育服务业发展国际竞争优势。以乡村振兴为契机，以生产性农业服务为抓手，促进农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以制造强国为目标，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形成“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组合拳，塑造国际分工新优势。例如，海尔以厨房中交互频率最高、涉及用户场景最多的产品——冰箱作为切入口，构建智慧厨房生态系统，以海尔智家为依托，实现从制造商品牌向物联网生态品牌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许多服务业企业来说，劳动力是关键要素，但是服务业的知识转移比制造业的技术转移要艰难而且要慢得多。因此，在深化产业融合的同时，应深化教育改革，重视人力资本，为占据全球服务业价值链高端做好相应的人才培养和储备。

    第三，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拓展全球资源配置战略空间。从长远来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有助于实现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根本性改变，而且有助于塑造新兴经济体在亚太价值链和国际秩序重构中的主体地位，拓展全球资源配置战略空间。一是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以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二是以5G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为依托，搭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同时积极参与区域数字治理，为全球数字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第四，以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为目标，持续增强中国经济发展韧性。中国要创造和利用从客场全球化向主场全球化转场的重大历史机遇，将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进行整合，构建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以建立独立自主、安全可控、开放的现代工业体系为目标，以庞大国内市场为根基，利用全球价值链重构，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重要节点位置，实现从简单全球价值链网络向复杂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升级。

    一是要立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重塑新的产业链，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这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深化供给侧改革，要求中国企业转变思维，扎根中国市场，以服务中国消费者、辐射世界市场为宗旨开发产品和服务。中国企业要跟踪中国消费需求动态，精准把握消费者基于现实和潜在需求所形成的消费期望，以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切中消费者痛点，获得消费者的认同。本着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商业理念，培养消费者对中国本土产品和服务的认可度，通过超出消费者预期的消费体验，培养品牌忠诚度，让价值回归中国本土企业。

    二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尊重知识产权，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企业的创造活力。在粮食、能源、交通运输、医疗医药、通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打造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在先导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隐形冠军”，充分发挥北交所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功能，为中国经济增强韧性奠定产业基础。

    三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促进共同富裕，推动居民消费持续增长。深化住房、教育、医疗等改革，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以法治为基础，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释放以“Z世代”为代表的新生代人群和城市新中产对生鲜电商、国货潮牌的主推作用，挖掘银发市场和下沉市场对产品和服务的品质需求。持续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打造全球要素资源强大引力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第五，以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为导向，践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多措并举，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绿色转型。

    加大绿色低碳技术开发力度，为低碳绿色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以碳足迹为基础，实现产品全流程绿色管理，逐步落实可持续追源采购，构建绿色供应链、绿色价值链。在保证能源和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的基础上，推动能源革命，构建以清洁低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应体系。依托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逐步扩大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不断完善中国低碳市场，力争在全球碳市场交易中获得一定的定价权。以绿色出行作为切入点，宣传低碳生活理念，倡导绿色消费，培育低碳需求，引导生活方式向低碳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