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庆：东莞经济社会“双转型”出了什么问题？

                         （东莞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困境及深层思考）

 ——专访广东商学院粤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先庆教授

 珠三角一体化的本质是怎么让九城市一起合作，三三两两同城的概念强调多了，反而不利于整体的一体化，因为容易搞小“圈子”。 东莞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应该扮演自己的角色，继续走自己的路，应该合作的合作，应该突出自己个性的，没必要委屈自己。区域上的经济圈是应该在市场上自发地形成的，然后政府进一步推进，最后水到渠成。而现在似乎反过来。

广佛肇（广州、佛山、肇庆）、深莞惠（深圳、东莞、惠州）、珠中江（珠海、中山、江门）三大经济圈的构想正在撑起珠三角一体化的天空。天体运行讲究公转自转，城市发展也是一样，围绕珠三角一体化的公转方向已然确定，但是如果放弃自转或者自转速度与公转速度不相吻合，那么离“抛弃”二字也不远了。

如何转，这一直是个难题。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粤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先庆指出，整个珠三角，除开广州深圳，要来个华丽的转身都有一定难度。广州是省会城市，“天生命好”，有资源集中的优势，比较容易实现转型升级。深圳相当于“富家小姐”，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惠政策。东莞却相当于“野小子”，从零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莞转型若是成功，就是一个伟大的草根派城市代表，不是更伟大吗？”。

正在“双转型”的东莞，在自身面临种种困境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在这场公转自转的博弈中闪耀出夺人眼球的光芒？王先庆表示，东莞“双转型”期间的确存在一些问题，转的时候没有与市场经济的体系、流通体系结合，没有让市场做主，没有将“双转型”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这一最深层次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无论是“双转型”、“经济一体化”，还是“扩大内需，开拓内地市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等，都应充分考虑“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才是工业化后期产业转型和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灵魂，必须考虑的成长与完善。

要留意第三产业

王先庆说，东莞过去吃了太多制造业的甜头，在工业化初期阶段中，由于市场仍处于快速扩张中，不存在“消费瓶颈”和“销售瓶颈”，因此，遵行“前店后厂”、“重外贸，轻内贸”、“重生产，轻服务”等模式，问题并不大。但是在如今要转型发展的历史时期里，继续走过去的老路，问题就很严重了。“深圳在发展生产制造业的同时，其服务业同步协调发展，所以能较快地实现转型，相对而言，东莞第三产业尤其是商贸流通服务业发展滞后，还没转过来。现在东莞要奋起直追，一是改变过去传统的决策方式、思维模式、经营模式，而且这应该是整体性的改变，而并非哪类企业或某个村落”。

东莞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比如企业的淘汰问题，是高速城市化过程中以及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自然变化和市场竞争所导致的。“某些倒闭的工厂本来就是应该倒闭的，破产就是应该破产的，因为这些企业已经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周期，完成了自己的产业使命”，王先庆一边说，一边舞动着双手，“珠三角一体化中东莞最大的机遇与挑战依旧是‘双转型’。不过，这个‘双转型’可以重新解释为：从生产制造业为主向现代服务业为主转型；从出口主导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型。其中，如何发展第三产业将成为转型战略中的核心问题。”

那么，第三产业是否已经成为拉动东莞GDP增长的中坚力量？王先庆认为，在提出“经济社会双转型”以及“商贸东莞工程”时，拉动东莞GDP增长的主要力量就已经开始开始转向第三产业了。但如果现在就断言已经成为“主要力量”则有点武断。“从目前的来看，东莞仍然是一个以第二产业主导的城市，尽管从长期趋势来看，第三产业必将成为拉动GDP增长的主导力量，但在近期内，实现这种转变还有相当大的难度。最主要的原因是产业结构的演变需要一个过程”。

尽管东莞在酒店、餐饮、专业市场等方面有着较强的基础和实力，但在外向型企业的商品流通方面，基本上仍然是外资主导，而非本土流通企业主导，仅仅基于这一点判断，东莞的“第三产业主导”就暂时难以成立。

别让“断头路”断送物流业

交通合作作为珠三角一体化的关键，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如何合作却成了珠三角九市共同面对的挑战，别的不说，单单是这个“断头路”便是个棘手的难题。珠三角9市之间有多少条“断头路”？事实上，目前还没有个具体的统计。作为珠三角一体化试点的“广佛同城”，两城间道路衔接点共26个，目前仍然有5条还处在规划之中，4条没有规划；中山与珠海、江门之间的断头路有18个点，目前还有11个点没有对接；东莞至深圳有8处“断头路”需要对接。

王先庆指出，连接东莞和深圳的莞深高速，是珠江东岸的主要通道之一，按理说深圳与东莞都应该把它修得畅达通顺，然而，在深圳与东莞的交界处，东莞这边是平坦齐整的六车道，而一到深圳这边，道路变得狭窄难行，而且路面已经年久失修。同样，东莞与惠州之间、东莞与广州之间、广州与佛山之间的道路连接无不如此。

交通是物流业发展的基础，珠三角的物流业发展是典型的“醒得早，起得晚”，起步已经晚了些，不能再拖，否则不仅会影响三大经济圈的形成，还会成为整个珠三角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瓶颈。王先庆指出，各城市应该在省政府统一安排下，检讨相互之间存在的物流合作障碍，制订共同的发展战略和计划，合理分工和布局，争取在五至十年内，首先实现珠三角内部物流网络和体系的初步一体化。

在珠三角一体化进程中，东莞要发展物流业不是什么“先机”问题，而是东莞经济转型的内在需要，也是东莞制造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让王先庆感到很欣慰的是，常平、虎门等地方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流通体系。“东莞政府应该扶持的是这些地方的服务类企业，而不是处于衰退期的工厂，让常平、虎门成为榜样，然后在整个东莞推广出去。形象地说，就是应该扶持卖鞋的人，而并非制造鞋的人”。 

对话王先庆

珠三角各地为了各自的利益，“千方百计”地不合作或少合作，不仅大量重复建设、浪费大量资源，而且盲目竞争甚至背后使“阴招”去争项目、争“龙头老大”，进而严重影响了珠三角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城市形象、资源利用和发展潜力，这就是制约三大经济圈合作的最大障碍。

“一体化”中东莞不要委屈自己

《东莞经济》：这段时间，“广佛同城”呼声很高，而与此不同的是，此前红极一时的“莞深同城”则因为东莞的强势崛起而呼声渐远。

王先庆：如果“广佛同城”需要十年到二十年，那“深莞”同城，需要三十至五十年。现在只不过是“造舆论”时期，还需要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其实“广深同城”，“广莞同城”，比“广佛同城”容易多了。因为广州、深圳与东莞，三个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都已经到位了，而最重要的是，广州今后的发展方向还是往东南方向。“广莞同城”或是“深莞同城”的难点在于，广州、深圳和东莞三者各自的发展模式制约，形象点说就是三个城市之间的共同语言太少。

我觉得应该尽量淡化这个“同城”的概念，多强调“珠三角一体化”的概念和思维，珠三角一体化的本质是怎么让九城市一起合作，三三两两同城的概念强调多了，反而不利于整体的一体化，因为容易搞“小圈子”。 东莞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应该扮演自己的角色，继续走自己的路。哪些方面应该合作？合作方式如何选择？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定？东莞应该突出自己的个性，没必要委屈自己。区域上的经济圈是应该在市场上自发地形成的，然后政府进一步推进，最后水到渠成。。

《东莞经济》：制约珠三角三大经济圈形成的因素有哪些？

王先庆：珠三角的物流业发展是典型的“醒得早，起得晚”，这还不算什么，最主要的是珠三角各城市间交通不合作，这将会大大制约三大经济圈的形成。

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珠三角的城市间物流障碍重重，物流量最大的公路物流体系支离破碎（城市间存在不少的断头路、收费站、没完没了的修修补补）、货场残缺、铁路公路物流缺少整合、港口物流畸形发展过度竞争、仓储配送各自为政、物流规划及园区和网点建设缺少协调（深圳除外）。

除了交通之外，还存在产业和市场方面缺少合作。珠三角各地为了自身的利益，“千方百计”地不合作或少合作，不仅大量重复建设、浪费大量资源，而且盲目竞争甚至背后使“阴招”去争项目、争“龙头老大”，进而严重影响了珠三角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城市形象、资源利用和发展潜力，这就是制约三大经济圈合作的最大障碍。

《东莞经济》：这种“互不合作”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先庆：早在1996年，当时珠三角曾轰轰烈烈地提出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我就撰文提到“市场一体化合作”是建立经济区的基本前提，否则，将成为空想。当时，通过调研发现，珠三角各城市间的盲目竞争和不合作十分严重。后来这一“设想”的无疾而终，实属理所当然。

以企业的例子来说，珠三角企业的不合作或少合作，更多地体现在跨区域扩张方面。珠三角很少有企业联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整体产业布局和大规模市场扩张。不少企业宁可失去国内市场或扩张机会，也不愿进行这种合作。当浙江的企业联手在山西矿业、重庆三峡、新疆农业等各地产业进行收购、扩张时，珠三角的企业大多还在进行内部竞争，更谈不上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战略合作。在国内证券市场一次又一次的并购高潮中，很少见到珠三角企业的影子，更少出现类似于浙江银泰系、四川汉龙系、湖南成功系等轰动全国的“资本大鳄”，这些运作需要许多相关企业从不同角度进行战略配合。

乐观看待东莞问题

《东莞经济》：您怎么看待东莞一季度GDP的负增长？

王先庆：我一向不愿意对仅仅是一个数字符号的GDP增长率进行评估和预测，对于东莞的问题，我比很多人都乐观，最近不少广州和北京的媒体采访我时，表示出对东莞很多问题的担忧，我却很乐观地和他们谈。我十分赞赏东莞的民间资本形成机制以及民营经济成长的土壤，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宣传‘东莞是一个伟大的草根城市’，但至于是否‘保十’或‘保八’这类的数字预测，我不作判断。

东莞本地的很多专家，对东莞问题的理解普遍不到位，要么过于自负，要么过于批判，胡乱开药方，最后把它医得乱七八糟。其实东莞目前的“阵痛”，不过是自主经济成长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转折与周期波动，一旦波动趋稳并形成新的运行秩序以后，就会焕发新的力量。一季度东莞GDP负增长，这只不过是东莞过去“跑”得太快，现在“掉”下一点点而已。就像股市那样，涨了五六千点，掉下来二三千点也没有什么。因为东莞的“机体”很好，它来自民间，行政的干预很少，拥有与生俱来的顽强生命力。它的特征是民营主导，自主探索。这种情况使东莞经济有很强的自发性质，自发的过程中不仅有很优秀的企业在这里发展，也有落后的生产技术或者企业也在这里发展，各种形势、各种人都在这里获得发展。

二季度GDP的“脱负”，会证明我的话是对的。

《东莞经济》：东莞在“双转型”期间有哪些做得不足？这是否会影响东莞在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

王先庆：“双转型”期间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转的力度不够，二是转的思路和方法不佳。转的时候没有与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结合，没有从战略上让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育成长有机融合到“双转型”的过程中去，也就是转了形式没有转内容。整体而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双转型”的灵魂。

一般而言，发达完善的市场经济离不开发达的商贸流通体系。没有相当发达的流通业，就谈不上发达的市场经济。然而，令不深思的是，东莞作为一个号称“世界工厂”的城市经济却缺少自主控制权的流通渠道体系，基本处于依赖国外流通渠道的状态。当然，这种状态的改变却不是东莞一个城市所能改变的，应该是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的总暴露。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央政府甚至是广东省政府，对东莞的加工贸易要怎么转型，缺乏比较清晰的指导。如果四五年前，省政府拿出一部分资金，引导东莞建立自己的渠道体系，慢慢从全面依赖外资主导的流通渠道体系逐步培育本地的流通商，并逐步从出口主导和内贸外贸并重转型靠拢，那今天情况也许不一样。

这些年走进东莞的一些镇区，感觉他们在“双转型”期间很被动，缺乏政策引导，缺乏专家指导。东莞部分人对“双转型”缺少理解和认识，因为自身的视野与环境局限了他们。没有赞赏与鼓励，多的却是质疑和责难。

“双转型”与一季度GDP负增长是两回事，不是说赌博亏了钱就埋怨天气不好。如果不转，负增长更严重。为什么今天转型会面临这么尴尬的局面，是因为需要转的东西太多了，而旧的模式太顽固了，新的政策又太独一无二了，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完全要靠自己的努力。换个角度想，一个初生的新兴城市，才不到二十来岁的“野小子”，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摸索转型前进的道路，却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难道不是东莞人应该自豪与骄傲的吗？

《东莞经济》：作为一个参与者及见证者，对东莞“双转型”及进一步的创新，您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王先庆：东莞是最能代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城市，原因是它不仅靠自身力量最早实现了城乡一体化，而且是一个真正依靠民营的力量走向富强的城市。

这股民营的力量来自中产阶级。东莞没有形成白领阶层，但并非没有中产阶级，相反还很庞大。但是这个中产阶级只是由本地人构成的。这和温州人很类似，但温州人的钱是会流动的，为什么东莞民间的钱就不流呢？这是由两个商帮的气质决定的。温商是行商，粤商却是坐商，是两种不同的商帮文化。

经济危机背景下撬动这些民间资本的投入并不是很难，但要经过一定的环境再造和引导，进而促使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思维模式的转变，才会形成“走出去”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的形成也是整个珠三角的问题，是整个区域文化的问题。如果依旧遵行过去呆板的、僵硬的实体经济思维，缺少商业运作、缺少市场运作，不走出去，不反思，不进取，珠三角将会受到更大的打击。

比如说，在危机之下，前段时间东莞还拿出那么大笔的资金，去资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制造企业，还认为这些企业的困境主要是资金问题。这就是“生产决定论”的旧思维，它没有真正认识目前的困境是流通问题，而不是生产问题。有些产业和企业，如果它已经进入衰退期或市场滞涨期，即使你再投入几十亿上百亿下去都无挤于事。因此，这并不是生产问题，而是市场问题和流通问题，流通问题没有解决。生产问题解决得再好，也缺少方向和价值。

东莞是实现梦的地方

《东莞经济》：您近年在东莞调研，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特别是经济危机以来，东莞和珠三角其他地区有哪些明显的不同？

王先庆：在这次经济危机，受伤害最大是外来民工。农民工的问题并非单单是东莞的问题，而是整个珠三角的问题，甚至是整个国家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城市与农村的冲突导致而成。东莞以博大的胸怀，让在全国游离的农民工在此安居乐业。但是东莞现在负担过重，承载不起，所以无可奈何地把这个问题抛回给了社会。农民工的就业失业应纳入国家战略，从国家的层面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森林，如果不是因为生态环境好，就不会有这么多鸟儿飞过来。东莞这个草根城市，为农民工这些草根阶层，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东莞之所以能容纳全国这么多农民工，是因为这里的就业、生存环境相比广州、深圳好得多。部分农民工在这里落地生根，有的买了车，有的买了房，有的还有了自己的工厂。这些梦在广州、深圳是比较难实现的，而却在东莞实现了。农民工完全是市场化的，哪里有吸引力就去哪里，而且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口头传播，一传十、十传百，一个个吸引过来的，甚至赶都赶都不走。现在不少失业的外来民工，仍在东莞镇区间徘徊，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而且仍心存希望，相信还能找到工作。

王先庆，教授，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粤商研究中心主任、广州市商贸流通现代化重点研究基地主任等职。《开商网》、《新粤商网》总编辑。兼任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秘书长。被聘为安徽省商务厅等20多个政府部门和企业顾问。曾任湘财证券基金投资部经理、广东省商业联合会研究部部长等职。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广东流通业三十年贡献人物”等称号。自1986年以来出版各类著作30余部，专著10余部，发表各类论文300余篇，承担各级各类课题50余项，为50多家企业和40多个各地各级政府部门进行咨询。

注：本文是《东莞经济》杂志的曹利娟编辑的采写并经我本人审核修改过的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