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产品与功能双重嵌入结构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研究假说，并利用40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与要素禀赋结构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全球价值链嵌入加深将会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且影响程度与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有关；第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向效应，会随着要素禀赋结构转换、资本积累进程的加深不断减弱；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不同技能类型的劳动者收入占比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对高技能劳动者收入占比的负向影响相对更小；第四，不同价值链嵌入结构对劳动收入占比具有异质性的作用，服务嵌入结构较之于产品嵌入结构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向效应更弱。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嵌入，要素禀赋结构，劳动收入占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多重融合背景下扩大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机制与政策研究”(15BJY1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推动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政策研究”(71333007)；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政策体系研究”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收入占比出现了持续下降的态势[1][2]。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不仅有悖社会公平和百姓福祉，而且也会制约内需扩大，使得“低消费、高投资”的扭曲结构进一步加剧，扼杀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无独有偶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欧洲大陆国家等工业化国家，以及印度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也都先后经历了明显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过程[3][4]。全球性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对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5]和“卡尔多”事实[6]提出了严峻挑战，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能为更好地理解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演变及为改善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现实视角。
关于劳动收入要素分配下降的成因，已有理论和经验研究分别从技术进步[7][8]、资本深化[9]、产品市场竞争[10]、要素市场扭曲[11]、经济及产业结构转型[12]、经济全球化[13][14]等方面展开分析。在经济全球化影响劳动收入占比问题方面，Slaughter(2007)认为，全球化通过提高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增强了资本的讨价还价能力，弱化了劳动者的谈判地位，最终导致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国际生产分工和全球价值链体系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显得愈发重要。本文可将这类文献的观点概括为“国际分工分配说”，它主要关注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不同发展水平经济体或个体的收入分配效应差异[11][15]。该类研究文献认为，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按照技术密集程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新配置，各参与国依据其独特比较优势截取不同的生产环节区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生产环节技术密集程度不同，一方面意味着在整条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有差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匹配的是不同技能的劳动力，进而导致国家和地域间出现工资差异和收入分配差距。一般而言，产业链垂直分工利益在区域间是非均衡分布的，大部分利益被拥有技术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所攫取，依托劳动力和资源比较优势参与产业链国际垂直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获取较小比例的利益。Feenstra和Hanson[6]指出，发达国家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中一般处在生产链的高端环节，承担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工作，劳动者的收入较高；发展中国家处在生产链的低端环节，承担产品零部件的生产和组装工作，在生产分工中的地位相对边缘化，劳动者的收入报酬较低。Feenstra还指出，在发达国家雇佣非熟练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从事的生产环节，在发展中国家往往需要熟练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才能胜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这种产品内专业化分工和产品内贸易，均会在各自国内提高熟练劳动力密集度，以及提升熟练劳动力相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报酬率，进而扩大高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
随着我国通过价值链嵌入方式融入全球化的程度渐深，许多研究就国际分工对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展开了广泛讨论。罗长远和张军[2]、唐东波[17]均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不容忽视，FDI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谈判力量”机制在地区间展开招商引资竞争的过程中导致劳资议价发生了有利于资本的扭转，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付文林、赵永辉[18]认为，中国从价值链低端嵌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其价值链分工地位加剧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由于低端价值链嵌入的发展模式易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限制，本土经济要素的价值创造能力相对有限，地区间为吸引外资而开展的激烈竞争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因而劳动收入占比出现了持续地下降。蒋为、黄玖立[19]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现象进行了富有启发性地解释。他们发现，国际生产分割的上升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且这种负向效应与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地位密切相关；同时，国际生产分割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随着中国资本积累进程不断减小。
国内外已有研究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来源，加深了我们对劳动收入分配的理解。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可拓展之处：首先，多数文献讨论了个别国家的情形，没有从更大的样本范围去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跨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其次，现有研究忽视了价值链嵌入结构的异质性影响。实际上，国际生产分割或全球价值链嵌入存在嵌入结构的差异性，产品和服务双重嵌入结构在价值链分工现实中愈发普遍，现有研究鲜见探讨不同价值链嵌入结构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影响的区别。最后，现有文献多未区分劳动者的技能类别。事实上，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劳动者之间的技能溢价出现了分化，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不同技能类型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可能存在异质性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拟在考察全球价值链嵌入、要素禀赋结构和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引入异质性的价值链嵌入结构并区分劳动者技能类型，以期能够对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这一特征事实给出更系统地阐释。与现有相关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基于国际价值链嵌入的视角，提出分析价值链嵌入及要素禀赋结构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理论框架；(2)利用40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并考察了要素禀赋结构的调节作用；(3)分析不同价值链嵌入结构对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的差异性，即产品嵌入抑或服务嵌入对提升劳动收入占比更加重要；(4)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不同技能类型劳动者收入占比的异质性影响，即哪类劳动者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取更多收益。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假设一个国家拥有劳动L和资本K两种生产要素，其报酬分别是工资w和利率r。不考虑政府间接税时，可得到劳动收入占比的表达式： ：
根据白重恩与钱震杰[1]、蒋为与黄玖立[19]等的研究，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转换，资本要素价格r和劳动要素价格w会发生相应地改变。当劳动要素价格w比资本要素价格r更高时，会激励企业使用更多的资本K来代替劳动L，促使资本劳动比(K/L)上升。当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时，K/L增幅要大于w/r的增幅，就会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此外，技术进步方向也会影响到的变化，当发生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时，，进而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但无论是要素替代弹性抑或是技术进步方向，都仅会通过影响劳动与资本价格水平的相对增速来影响劳动收入占比变化，而全球价值链嵌入可能会导致
的情形，即使得劳动相对价格的增速不仅没有随资本积累提高，反而出现下降的趋势，进而导致劳动收入占比的恶化[19]。具体而言，依据Jones和Kierzkowski[20]等的研究，假设在劳动力丰裕国家，厂商利用资本和劳动要素在一个产品的两个阶段进行生产，此时这两个阶段的产品是不可贸易商品。但随着服务贸易成本与贸易壁垒的降低，原先不可贸易的生产阶段便成为了可贸易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各国根据各自的贸易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将不具优势的生产阶段进行外包，从而更专注于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阶段。此时，劳动充裕国家外包资本密集型生产阶段而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阶段。在要素供给既定的条件下，一国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后，劳动充裕型国家从事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阶段，但该环节的资本密集度仍可能会高于该国的要素禀赋。同时，本国取得了相对资本密集型技术进步，生产规模扩大导致资本需求扩张，甚至超过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使得劳动相对价格水平下降[19]，进而挤占了该国劳动收入份额。此外，根据“要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机制，随着金融一体化加深，资本流动更为便捷频繁，各国为吸引和追逐资本展开了激烈竞争，资本的“议价能力”增强而劳动力议价能力趋弱，对劳动收入占比形成了“侵蚀”效应。可见，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与要素禀赋结构是影响资本劳动相对价格变化速度进而劳动收入占比的重要驱动因素。价值链嵌入通过影响要素相对价格变化来作用于收入分配，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劳动收入占比变动中所起的作用，即对应不同要素禀赋结构，全球价值链嵌入将会带来不同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
由此，提出本文待检验的两个研究假说：
假说1：当一国的资本密集水平较低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具有负向效应。
假说2：随着一国资本积累的增强，资本密集水平的不断强化，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小，即要素禀赋结构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除了价值链嵌入程度和要素禀赋结构，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还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有关。全球价值链包含了产品架构和功能架构两个维度[21]，在国际分工体系下考察双重嵌入结构对劳动收入分配的作用，有利于丰富价值链升级方式的内涵。其中，产品架构体现的是供应链条上产品制造上下游环节的关系(产品嵌入)，功能架构体现的是功能链条上制造环节与两端服务环节的关系(服务嵌入)。在其他要素给定的条件下，相对于产品嵌入，服务嵌入环节通常包含了更为高级的知识、信息和技术要素，具有更高的知识密集度水平，会带来更大的知识溢出与知识转移效应，能创造更丰厚的劳动附加值，也更容易帮助企业树立市场竞争地位与领导力量，能分配到更多的关系租金份额[22]，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上“谈判地位”(bargaining power)得到强化[2]，从而，服务嵌入比产品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的负向效应趋于弱化。
而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技术进步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技能偏向性的特点，即非熟练劳动被日渐增多的熟练劳动与资本所取代[23]。根据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y Change)理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虽然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的需求进而工资以及劳动收入，但也降低了对非技能劳动的需求，进而挤压其收入占比，并且，物质资本往往与技能劳动相匹配，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会提高物质资本收益，由此，在技能劳动禀赋未达临界值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将会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24]。更进一步地，根据Harrison“要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13]模型，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由于高技能劳动者通常承接劳动密集生产的高级阶段或资本技术密集生产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更临近其临界水平，且由于可替代性较弱、要价能力更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其劳动收入占比的负向效应相对降低。而对中低技能劳动者来说，承接的通常是劳动密集生产阶段，囿于要素禀赋水平的束缚，且由于可替代性较强和要价能力下降，使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其收入分配的负向效应得不到明显改善。
由此，提出本文待检验的两个研究假说：
假说3：服务嵌入的资本密集度水平比产品嵌入高，全球价值链服务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向影响相对更弱，且随要素禀赋水平的提高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改善。
假说4：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高技能劳动者收入占比的负向效应相对更低，且随要素禀赋水平的提高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改善。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实证检验模型
依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不仅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所处的生产阶段会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劳动收入分配效应，其既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也会对价值链嵌入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产生差异性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要素禀赋结构及两者交叉项纳入进来，同时还控制了其它因素的影响，最终基本检验模型设定为：
LSit=α0+α1ffαvit+α2KLit+α3ffavit*KLit+α4Xit+εit (1)
其中，下标i为国家，t为年份，εit是随机扰动项。LSi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第i个国家在第t期的劳动收入占比，以劳动者报酬除以不变价GDP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国际价值链嵌入度(ffαvit)以第i个国家在第t期各产品出口部门的国外附加值占总附加值的比重来衡量；要素禀赋结构(KLit)以第i个国家在第t期资本存量除以劳动者数量来衡量。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贸易开放度(openess)以各国商品贸易额占GDP比重表示，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以各国信贷总额占GDP比重来表示，信息基础设施水平(infra)以各国每百人中互联网用户数来衡量，政治制度(pinst)以政府效率来衡量，经济制度(einst)以经济自由化指数来衡量。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搜集与整理了40个国家或地区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2011年的截面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劳动收入占比变量、要素禀赋结构变量、劳动者报酬变量、各部门价格指数的数据来自世界投入产出表中的SEA账户，价值链嵌入变量的数据来自OECD的TiVA数据库，贸易开放、信息基础设施变量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ex数据库，金融发展变量的数据来自Bankscope数据库，而政治制度变量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治理数据库WGI，经济制度变量的数据来自全球经济自由化指数EFW数据库。
三、计量检验结果
(一)基本估计结果
表1报告了估计的基本结果，第(2)—(4)列是依次加入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估计系数为负，交叉项估计系数为正，全球价值链嵌入变量与其交叉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加深，样本国的出口结构逐步实现了转型升级，转向了更高级的生产阶段组合生产，其产品结构变化导致了样本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但要素禀赋结构的转换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偏效应中产生正向作用，即随着资本密集度水平的提升会使得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向影响减弱。因此，上述结论与理论部分的假说基本相符。
表1 价值链嵌入、要素禀赋结构与劳动收入占比基本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字代表t值，下同。
在其它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中，要素禀赋结构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与白重恩和钱震杰[1]、罗长远和张军[2]、蒋为和黄玖立[19]的结论相一致，说明样本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总体较小，资本积累的直接效应使得劳动收入占比进一步下降。贸易开放程度的扩大促进了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表明贸易开放下收入分配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倾斜[25]。金融发展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的深化有利于促进劳动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劳动收入占比[26]。信息基础设施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虽然信息基础设施可帮助劳动者以更低的成本更便捷地获取信息，增强了劳动要素的流动性，但其发展会对现有线下生产经营活动、市场份额和劳动力供给形成替代和挤占[27]，且其不均衡发展也容易造成新一轮的收入不平等及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此外，本文没有发现经济制度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未来亟需以更大的魄力践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强化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应有之义。政治制度与劳动收入占比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政治体制改革有助于提升劳动收入占比。此外，本文还分别利用20%与80%的分位数进行回归，见第(5)—(6)列。结果表明，前述结论在不同分位回归条件下具有稳健性。
表2 价值链嵌入对不同技能类型劳动者收入占比影响的回归结果
(二)进一步的讨论：考虑不同劳动者技能类型及嵌入结构的异质性影响
为了分析劳动者技能类型的变化是否会影响价值链嵌入的劳动分配效应，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不同技能类型的劳动收入占比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对高技能劳动者及中等技能劳动者收入占比而言，价值链嵌入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进一步证实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随着资本积累的推进这种负向效应逐渐减小。相较而言，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高技能劳动者收入占比的负向影响更弱，其交互项系数更小。这也基本符合Acemoglu[28]等提出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观点。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加深，非中性技术进步使得新产品生产的技术密集度更高，提高了产品生产和技术环境的复杂度，诱使新技术应用与技能劳动更加紧密地结合，技术进步与技能劳动表现出更强的互补关系[29]。由于高技能劳动者的适应性与学习性相对更强，减少技术革新初期不适应性造成的效率损失和缩短对新技术应用的适应时间，从而使得企业更愿意雇佣高技能劳动者，并引发了技能溢价。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逐步扩散，扩大了对高技能工人的相对需求，高技能劳动者将为要素禀赋结构更高级的生产环节或阶段提供劳动服务，且高技能员工也能从中获得更多更先进的学习培训机会，增加议价筹码，进而获取更为合意的工资回报，即“高技能劳动者工资更高”机制[30]。而较之于高技能工人，低等技能劳动者受自身能力所限，只能主要从事要素禀赋结构相对较低的生产阶段，与企业主进行工资讨价还价的能力较弱，因而全球价值链嵌入加深对其劳动收入分配负向效应更趋恶化。
除了劳动者技能类型存在差异之外，价值链嵌入结构也具有异质性特征。因此，本文还分别从不同价值链嵌入方式对劳动收入占比、不同价值链嵌入方式对不同类型的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的角度对核心结论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表3第(2)—(4)列是依次加入产品嵌入运载fcfavit、服务嵌入fsavit、双重嵌入的估计结果。结果发现：首先，在价值链双重嵌入结构下，无论是产品嵌入还是服务嵌入，其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且服务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面效应要弱于产品嵌入，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具有很好的解释力，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加深成为了影响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重要动因。相比产品嵌入，服务嵌入更有利于通过“探索性学习”促进技术溢出与知识扩散，建构多元化的动态服务能力，推动治理结构由俘获型或层级性向市场导向型或均衡网络型转变，丰富价值链租金的创造途径以及改善网络成员的租金分配效果[21]，这确保了企业有能力向劳动者支付更高的工资[31]，使得服务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向效应趋于减弱。其次，产品嵌入与要素禀赋结构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加深，产品嵌入仍较多地体现在劳动密集生产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未能超越其临界水平，由比较优势决定的出口结构造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而服务嵌入与要素禀赋结构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服务嵌入更多地集中在资本技术密集生产阶段，要素禀赋结构跨越或接近临界水平，使得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最后，同时考虑价值链嵌入结构和不同类型的劳动者收入占比的情形，结果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高技能者收入占比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产品嵌入与要素禀赋结构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负，服务嵌入与要素禀赋结构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这与前述结论基本一致，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但随着资本积累进程的深入，产品嵌入的负向效应依然存在，而服务嵌入的负向效应得以逆转，对劳动收入占比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
表3 不同价值链嵌入方式对劳动收入占比影响的回归结果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在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研究假说，并进一步运用40个国家和地区的截面数据，就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深化将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且这种负向效应与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分工地位有关：第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因不同技能类型劳动者而异，对高技能劳动者收入占比的负向影响更小；第三，不同价值链嵌入结构对劳动收入占比的作用存在差异，相比产品嵌入，服务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向效应更弱；第四，要素禀赋水平和价值链生产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向效应。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转换，资本积累进程加深，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向效应呈现下降趋势。
有鉴于此，上述结论对于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更好地分享“全球化红利”和改善国际价值链嵌入下的分配福利具有如下政策含义：首先，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具有负向效应，但即使仅从提高劳动收入角度看，这也并不意味着要舍弃加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切不可“因噎废食”。实际上，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低端生产环节或生产阶段才是劳动收入分配偏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加快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将简单加工组装转化为精细化加工、拓展价值模块来扩大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边界与纵深[32]，主动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或承接地位，这才是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治本之策。其次，既然价值链嵌入对高技能劳动者收入占比的负向作用更小，为了避免垂直专业化分工背景下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即出现“因寡，而患不均”，理应着力推进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设计与突破性改革，致力于创造公平的教育培训机会来提升劳动者技能。通过对非技术工人进行劳动技能培训使非技术工人向技能型工人转变，“授之以渔”，缩小因技术水平差异导致的收入水平差距，进而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再次，选择何种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服务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向效应更小，应进一步扩大贸易开放，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在提高传统产品嵌入地位的同时，培育服务嵌入的能力，强化高溢出性与高关联性生产性服务业的引进，承接更多的研发设计、市场开发、品牌渠道等服务环节或服务阶段，改善我国劳动收入分配的国际地位。最后，鉴于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的转换密切相关，所以在发挥传统劳动禀赋优势的同时，应着眼于塑造资本技术禀赋优势，从投资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变，以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促进价值链攀升。在此方面，政府政策着力点应放在制定与价值链攀升相匹配的财税政策、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优惠政策以及资本深化等方面，为改善我国国际分配格局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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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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