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广州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思考

内容提要：

现代流通体系是基于新技术、新基建、新消费而形成的由新批发、新零售、新物流、新展贸等构成的新型流通体系。现代流通体系基本功能就是在生产和消费的规模化流通问题已经解决的基础上，全面提升现代流通的渠道控制权、市场话语权、贸易主导权和商品定价权，畅通经济循环，提高发展质量。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使命和目标任务就是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引导促进生产制造、提升流通价值水平，同时促使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商流、物流以及资金、信息等的循环畅通和高效、安全、稳定流动，这也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容。

广州在新时期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战略任务，与新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核心功能转变和战略任务相适应，主要体现在能力重构、优势重构、路径重构三个方面。新格局下广州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主要涉及打造国内首个双循环经验试验示范区、着力构建时尚定制为核心内容的广州特色新商贸体系、打造以新消费为特点的世界一流的国际消费中心、实施广州流通业全面“走出去”行动计划、探索中国牌原产地商品出境免税体系、推动广州商贸流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等。

关键词：现代流通体系；战略流通；流通能力；商品定价权；双循环试验区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深层背景:流通视角

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背景以及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关系，已经有不少专题研究 。这里重点从工业化进程视角，再谈一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深层背景，从而有利于跳出多年来对流通体系建设的惯性思维，从战略意义上进一步理解现阶段大力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特殊性和必要性，也更有利于清晰地明确双循环新格局的本质及核心，从而为广州在新时代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提供更多的新视角。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商品、服务、生产资源，还是技术、资金、知识产权等，它们的循环一定是与流通有关。它们的循环是否畅通、效率高低、规模大小等，也直接与流通能力和水平有关。经济循环的安全性、稳定性，则一定与流通渠道和链条的可控性、连通性有关。总之，只要涉及到经济循环，则必须以流通体系为切入点，才能找到它的真正命脉和关键所在。在这方面，现代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这也是市场和产业分析的基本常识。

现代经济学原理表明，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在工业化初中期，由于产品短短、生产不足和供不应求，全部经济活动一切以生产为中心，生产决定流通、交换、分配和消费，就成为当时政府决策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和原始积累、不断提升技术研发能力、遍地开花的工厂区建设等，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来进行的，各方面的政府决策、营商环境、科技教育等也都主要是为了发展生产来展开的。在这一时期，产品、产值、产量规模以及占有率，既是描述各地工业化水平和进程的指标，也最考核政府业绩的最主要指标。同时，这一时期对应的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整个市场体系和流通体系处于发育初期，极不完善，分工分业也很落后，只能被动适应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而探索性构建流通体系。

随着工业化进程进入到中后期，很快使大多数产业的生产能力进入相对饱和甚至局部过剩，“会生产，不会销售”成为普遍难题，库存积压和盲目生产并存，销售不畅与低价竞争并存，整个“供给侧”出现结构性困境，流通问题成为制约整个经济循环的最主要短板，否则，生产越多积压越多，浪费也就越严重，整个经济的发展质量就越低下，因此，这个阶段一切经济活动就要转变发展方式，从原来的“一切以生产为中心”转变为“一切为市场为中心”，实际上也就是转变为“由流通决定生产”。这时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就是说，在新的发展阶段，整个活动经济，包括生产制造、科技研发、投资布局、产业选择、城市建设等，在一定程度上都要建立在现代流通体系基础上，这是一切投资和产业活动的基础。

现代流通体系是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且以各种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流通系统，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共享化、体验化、定制化、品牌化、连锁化、去中间化、移动支付、快递配送、商流与物流分离等趋势和方向，与高水平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相匹配，高速发展的网络购物、在线支付、快递配送、跨境电商等是现代流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现代流通体系是基于新技术、新基建、新消费而形成的由新批发、新零售、新物流、新展贸等构成的新型流通体系。

由于思维方式和经济决策及行为的惯性，或者各界对现代流通体系的认识普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差或误解，使得现实中的经济运行、产业导向和经济转型升级很少主动地“向流通导向”靠拢，甚至把流通体系建设目标导向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服务于生产的销售或便利居民生活消费的层面，深深地受传统的“生产决定流通”的旧观念约束，这样，与此相关的各类问题大量积压，由量变到质变，逐步演变成“旧格局”与“新格局”的冲突。尽管中央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供给侧结构改革以及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了一定的雏形，但从各地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形看，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注意到这些重大战略与现代流通体系的关系，没有理解“流通导向”的新发展格局内核，从而没有精准地把握住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和灵魂。

正是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在2020 年9 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如果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延伸和升化，是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战略安排，那么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和基石，是决定着新发展格局能否最终形成的基本力量。

因此，研究和理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要重新学习现代流通知识，形成现代流通思维，真正理解现代流通体系。现代流通体系对于各级政府、企业以及学界来说，都是一个既熟悉但又十分陌生的领域。之所以熟悉，是因为传统计划经济一直强调生产与流通；之所以陌生，是因为大多数政府和企业界人士都缺少系统的市场、贸易、物流、商务、电商等专业知识，缺少流通思维和关于渠道、业态、商圈、定价等流通领域基本概念的逻辑架构，从而无法真正理解现代流通与制造、消费、科技等领域的内在关系。从现实情形看，尽管习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当成战略任务来抓，但从各地进行政策解读和出台相关措施时，即少见真正把它上升到“战略任务”的层面来设计，还是从一般性的传统商贸流通政策来理解，虽然也从交通、物流、消费、技术、供应链等角度提及，但并未真正涉及到各地经济发展战略、总体产业体系等战略层面，出现一种“高高地举起，轻轻地放下”的尴尬现象，最终现代流通体系这个“战略任务”体现得并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仍未真正上升到战略层级。

二、新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三大战略使命

在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发展格局下，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使命和战略任务是不一致的。这是由不同发展阶段和格局下流通体系的系统功能、结构和环境共同决定的。

在传统旧格局下，进一步说在工业化初中期发展阶段，流通体系的主要功能就是与工业化进程和工业革命的大格局相适应，通过不断投资流通流通基础设施，丰富商业网点，拓宽和延长流通渠道，从而，一方面，能够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带来的原辅材料和半成品需求，实现产品的仓储、中转等流通需求，达到扩大产量和促进销售的目的；另一方面，能够满足人民不断扩大的购买需求，便利消费。因此，这一时期流通体系的战略使命就是要保障工业化进程的顺利推进，使商贸流通能力与生产制造能力尽可能匹配。

在新发展格局下，当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大部分工业生产能力的产能趋于饱和或相对过剩，商品市场的格局从原来的供不应求转为总体上供过于求，整个供给侧的运行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任何盲目的投资和生产都可能出现产能进一步过剩、库存进一步积压等问题。这一时期间，面对市场格局的变化，传统的“以产定销，先产后销”模式肯定不适应，流通体系被动服务和配合生产体系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存在，其功能就要从原来的实现销售和实现价值转换为创造开拓市场、提升价值，通过“人、货、场”重构，不仅保障生产过程和产能的市场销售，而且还要引导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链的重构，真正从“生产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消费主导”。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和新格局下，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使命更多地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一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二是引导促进生产发展，三是提升商品价值和全球竞争力。

（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强大的国内市场必须具有强大的市场规模以及在国际国内市场变化中体现的强大抗耐性、柔韧性。包括：国内市场能够基本支撑起整体经济运行；国内市场具有引领和引导生产的能力；市场体系基本完善和成熟，区域分割和行政垄断逐步消除，商品和要素流通效率显著提升，流通领域的制度性成本明显降低，全国统一大市场基本建成，全社会流通组织能力达到较高水平；国家骨干流通网络逐步健全，各处流通渠道的断点、堵点、痛点、难点基本打通，线上线下以及各平台、各主体、各网点、各环节、各链条形成高效有效链接，快速反应，循环畅通；流通领域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无人科技、电子标签等技术在流通领域能够广泛应用，新批发、新零售、新物流等流通领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国内市场具有自我革新、再造和修复功能，市场波动较小，不容易出现断裂或断链情形。

过去，我国国内市场不够强大，是受多种因素作用所致。例如，招商引资过程中的“以市场换技术”，政策设计或谈判策略上一定程度让渡了流通领域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无论是加工贸易过程中的“两头在外，前店后厂”，还是富士康式的工厂化招商或部分汽车品牌的产业链招商，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国内市场主导权为代价。还如，国内市场和流通体系建设中，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导致大量的流通领域的投资流向商业地产部门，除了沃尔玛等外资流通企业外，大多数国内商贸企业出现了地产化、物业化等二房东问题，主流的商业活动被“异化”为被地产商主导的甲方乙方关系，而不是商品采购、营运和供应链合作关系，从而使国内商贸企业的组织能力群体性弱化。此外，还有一系列体制机制性问题，如地方政绩考核中的某些指标设置以及某些地方政府在投资领域中的“外资优先”政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国内市场的强大。

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必须构建与强大市场规模优势相匹配的内外贸一体、国内外两个市场对接、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流通渠道体系，运用超大市场容量、超强制造能力、超宽产业纵深、超多市场主体的规模优势，充分发挥全球流通渠道控制的“总龙头”和“总开关”功能；构建与中国国力和实力相匹配的“战略流通”组织结构体系，培育具有全球流通运作能力和竞争力的综合性现代流通组织；构建与“战略流通”相适应的全球流通战略支撑体系，为我国企业提供足够丰富、准确和及时的商贸流通信息，先进的技术保障，广阔的流通基础设施布局，以及权威有力的法律保障；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匹配的多层次贸易流通方式体系，跳出传统“产品层次”思维，将强大的市场规模优势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并将这种优势化为流通渠道优势和商品定价优势；构建与“中国制造”相匹配的流通价值体系，以“反向定制”为核心助推“新制造”转型，赋能自主品牌崛起。

显然，在新发展格局下，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是当务之急。各地方政府都因地制宜，因地实策，同时还要防止出现片面化、短期化倾向，尤其是不宜把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停留在刺激短期消费以及增加消费平台或载体这样的过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各地有必要从战略层面上，结合产业、投资、市场、规划等各方面的政策体系进行反思和调整。

（二）引导促进生产制造

在旧格局上，尤其是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生产能力和商品严重短缺，生产能力严重不足，为了推进工业化进程，持续长期大规模地以扩大生产能力为导向的招商引资，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大量的工业区、开发区和产业园区，快速地形成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并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制造体系和产业链体系。在这一阶段，流通体系建设是被动地跟随着工厂和产业链布局，不断地配合产业聚集和供应链需要，培育和构建流通体系，从商流、物流等各方面补各种各样的短板，以满足生产能力和产品产量快速扩张的需要。比如，在广东各地，围绕着各专业镇和产业集群，形成了数千家不同类型的专业批发市场，就是“世界工厂”的印证。“生产决定流通”在这里也体现十分充分。

在新格局下，受市场容量、市场偏好、消费升级等方面约束，无论是生产制造，还是技术创新，如果脱离了市场需求，都将导致资源浪费和缺少生命力。“流通决定生产”已经是基本现实，任何脱离流通保障的生产、投资和研发，都是盲目决策。这时，流通不仅决定着生产的规模、结构和方向，还决定着生产的价值水平。因此，转变发展方式和决策思维，在政府和企业决策体系中深度植入流通思维，从体制机制上保障流通对生产、科技和投资的先导性、基础性引导作用，是新时期各级政府治理能力方面的一项新课题。特别要注意的是，如何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寻找一种相对稳定稳定的平衡，如何通过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来稳定生产制造业的比重且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当前“制造业服务化，服务化制造化”以及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流通引导和促进生产还担负着稳定制造业比重，防止制造业比重过急过快下降带来的“产业空心化”、“产业虚浮化”问题。围绕“流通引导和促进生产”这一战略使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必然牵涉到对旧格局下产业体系、科技体系、城市体系、交通体系、服务体系等体系的重新梳理和重构，必然涉及到传统商流、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要素流动的渠道、规模、流向和路径的重新引导和安排，必然影响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服务链、技术链等链条的重新搭建和设计，必须考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内需外需两个动力、内贸外贸两个体系、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的重新布局，因此，这是在新时代、新阶段、新形势、新起点下的全局性重大核心战略行动，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各链条的整体性战略重构，也要求对过去四十多年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反思，找出战略性的薄弱环节和短板，并在此基础上制订相应的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

（三）提升流通价值水平

提升流通价值水平，就是指流通体系不仅实现简单地实现商品销售价值，而且还能拓展和创造价值，丰富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内涵，如品牌价值、创意价值、功能价值、情感价值、稀缺价值、特色价值等，通过整合及协同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延伸价值链，从而使产业经营者和市场经营主体获得更多的收益，使市场各相关利益方获得更好的体验和获得，从而使经济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流通价值水平的核心在于通过渠道控制权、市场话语权等途径，掌握一定的商品定价权，使商品销售和经营服务获得合理的定价。通过地说，一方面，就能使企业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能卖出好价钱，而不是还要被迫打价格战，或者不得不“贱卖”；另一方面，尽量避免出现中国商品与品牌出现不合理的“价格倒挂”现象，也就是不能出现外国的品牌商品通过流通领域的“包装”策划后价格远高于国内商品及品牌的不公正情形。本质上，这是一种价值外溢或财富流失，也是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根源。

在旧格局下，商品市场上能够卖什么、卖多少、卖什么价格、如何卖，基本上由生产方决定，尤其是外企生产方决定。国内市场尤其是国内商贸流通企业，在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的商品定价权缺失，并在市场和流通决策中，普遍强调“薄利多销”、“低价优势”、“便宜”等策略，其结果就是，国内生产制造出来的工业品或农产品，无论是普通日用工业品，还是科技产品，普遍卖不出好价钱，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甚至一度成为低价商品的代名词。

过去几十年中，我国生产制造规模和能力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却一直存在着一个与这种严重不匹配的现象，就是中国在全球商品定价权、市场话语权、渠道控制权、标准制定权、资本主导权、技术交易权等的权力一直相当弱，大部分领域存在着严重缺失。特别是在一些基础性、关键性或民生性的产业领域，普遍缺少真正属于国内流通企业可控的自主渠道、自主品牌、自主标准、自主市场，进而导致大多数产业和产品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价值链低端和被动市场安排状态，规模大、付出多，但由于“定价权旁落”而导致财富收益水平偏低。一方面，生产过程所需要的关键设备、原材料、中间产品容易出现“卡脖子”环节以及“价格胁迫”而被迫高价买入，如光刻机、铁矿石等，另一方面，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商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卖不起价。同样的一件服装或皮鞋、箱包、护肤品，挂上了外资品牌或渠道，价格就要高得多。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在旧格局下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根源所在。

导致这种流通领域“重价值实现，轻价值提升”或者说，“只管卖出，不管价钱”的原因很复杂，既有某些国际资本、利益集团甚至欧美国家政府力量刻意引导控制价格或制造价格陷阱（如铁矿石或种子等）的因素，又还有许多国内市场和流通领域自身的问题。如某些商品定价或消费服务中的外资崇拜、自卑心理或弱势思维误导，甚至习惯性站在外资立场上“自我反思”，认为是我国生产制造领域普遍性技术水平不高、产品质量低偏、经营管理落后，而外资企业或产品总是国产先进得多等。实际上，有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外在因素，就是无论中国生产制造过程中的技术水平再高、产品质量再好，但在当前全球贸易流通体系和供应链体系主要由欧美西方国家主导下，中国商品都难以卖出好价钱。部分西方国家和企业对中国制造以及科技崛起进行战略性歧视、偏见和阻击、打击，故意贬低中国制造和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形象，恶意隔断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密切性供应链联系，扰乱中国国际循环秩序，利用他们已经掌控的定价权、控制权、话语权 ，人为设计出一种“中国买什么贵什么，卖什么便宜什么”的不利局面。这种情况，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将会存在。

因此，在新格局中，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功能和战略使命，就是尽可能多地掌控全球商品的定价权，使中国在全球市场的采购和销售获得一个合理的定价水平，尤其是中国的特色商品、高品质商品、创新性商品或具有市场规模优势的商品，能够卖出好价钱。为此，要以国内大市场为基础，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尽量推动本土流通企业“走出去”，推动国内流通渠道向外延伸，实现流通节点的全球化布局，打造全球供应链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畅通、高效的全球化现代流通体系。

总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最主要战略任务，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更是新时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先导性、基础性、支撑性的革命力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最终能否形成，直接取决于现代流通体系能否建成。简单地说，在旧格局下，解决了生产不足和资本不足、技术不足、资源不足等难题，而在新格局下，必须解决我国各类商品、服务和要素在国内外市场和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循环畅通、各种流通渠道安全稳定、关键技术或资源免遭“卡脖子”、各种制裁、切断供应链等威胁带来“断供断链”损失以及能够自主决定交易对象是谁、何时交易、交易方式如何、交易价格多少、如何结算等一系列问题。一旦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使命也就完全达到了。

三、新格局下广州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三大战略任务

广州在新时期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战略任务，与新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核心功能转变和战略任务相适应，主要体现在能力重构、优势重构、路径重构三个方面。通过三大重构，不仅要全面增强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功能，形成强大的商贸流通能力，而且形成新型现代流通体系，助推整个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创新升级，为广州“十四五”以及未来中长期发展中率先在全国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多的经验和示范。

（一）能力重构：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功能，着力提升商贸流通能力

广州是一个全球性的超大规模城市，同时还是一个国家中心城市、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更主要的是，它在全国性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中心城市或核心城市中，是唯一一个长期以来被国家从战略层面强调以发展国际商贸为重点，并被赋予国家力量且直接参与全球商贸竞争的城市。正因为如此，在粤港澳大湾区各核心城市的功能定位安排中，广州的第一任务就是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功能，并打造成引领大湾区、辐射周边地区的核心引擎。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全面增强国际国际商贸中心功能的战略安排，应该是有序的、与当前发展阶段、发展特点、发展环境相匹配的，必须与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引导促进生产制造、提升流通价值水平这三大战略使命相匹配，同时也要与当前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过程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相匹配。

从客观现实看，广州目前国际商贸中心的功能不够强大，无论是批发、零售、物流、餐饮、会展、电商等行业在全国的地位或影响力，还是在国内资本市场中的地位、单体企业的规模、商贸平台的赋能能力等，还离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国际商贸中心功能要求，有一定的差距。尽管批发、会展等还有一定的优势，但这种优势的持续性和影响力也正面临严竣挑战，有一些优势正在流失或消失。不容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州作为国际商贸中心的功能在全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除了行业规模以外，最主要的体现为各重点行业的新业态、新模式大多原创或率先形成于广州，其创新力和影响力绝对走在全国前列。在现阶段，广州要再现辉煌，要走的路、面临的问题还特别不容易。

广州要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功能，最主要的突破口，就是全面增强和提升商贸组织能力。这种组织能力涉及国际采购能力、市场集散能力、消费促进能力、供应链整合能力等。广州市场经济发达，市场力量强大，这是好的一面，但另一面就是市场主体过于分散、规模偏小、连锁性不强，从而导致组织能力弱。商贸流通组织能力弱的表现包括：广州批发市场数量多、影响力大，但基本上都是地产物业型，缺少真正的商品组织型市场，进而对产业链和供应链组织几乎掌控力；广州会展业，尽管拥有广交会“中国第一展”的品牌效应，但长期以来，展贸分离，客流与商流脱节，与周边产业和市场缺少主动性联动，从而也未能形成强大的品牌培育或价值发现效应；广州缺少在全国布局的连锁企业，也缺少针对国内国际流通体系的“强链”、“补链”或做大做强的战略性资本并购、运作或合作；广州物流与供应链体系在国内行业地位有一定的下降，缺少在全球物流体系的主动性“走出去”及全球化布局。

广州增强和提升商贸组织能力的关键，在于借力数字经济，真正主动地对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主动地嵌入到国际国内双循环体系中去。结合广州实际，重点从两个方向切入，一是充分利用广州现有的专业市场、会展、物流资源条件，结合对口帮扶和援建，主动在全局一批产业基地、原材料基地、市场基地、展贸中心、分销中心等，形成从产地到销地、从源头到餐桌、从采购到生产的全产业链体系，深度融入国内大市场、大循环；二是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尤其是国有资本，对分散弱小、自发形成的流通基础设施和商贸资源，对接国家骨干流通网络和国家物流枢纽等要求，通过资本整合，借鉴上海、浙江民间商业资本整合经验和深圳国资整合商贸体系资源经验，做大做强一批具有强大组织能力的商贸流通龙头企业，尤其是国有商贸流通平台型企业。除此而外，还要从产业政策、城市规划等方面，进一步扶持广州商贸流通企业做大做强，尽快做规模和影响力上台阶。

（二）优势重构：从千年商都到国际商都，全面打造现代商贸新优势

在旧格局下，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及工业化初中期的传统商贸时代，广州商贸流通体系的优势非常明显，例如，有全国唯一的进出口博览会“广交会”，从而使广州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全国吸引外国客商最多的城市。还如，拥有全国数量最多且有一批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特色专业批发市场，如服装、布匹、文具、玩具、茶叶、酒店用品、皮革皮具、海鲜水产、水果干果等。然而，随着全国各地现代流通体系的不断完善，特别交通区位和物流条件的变化，在互联网电子商务等渠道变革加持下，这些传统的商贸优势正在不断弱化，大量的客户资源和产业链资源也在不断流失。广州千年商都的底蕴虽然还在，但作为现代国际商都和国际商贸中心，在全国和国际上的地位却并没有随时中国流通在全球地位的提升而获得质的飞跃，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不进反退”的情形。至少最近十年来，国内流通体系的变革力量和大量流通领域的新模式、新业态、新概念的提出，以及商贸流通领域具有标志性的资本运作和并购事件，其发源地基本上不在广州。在一定意义上，除广交会（实际上它也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广州商贸流通企业）外，目前广州在全国商贸流通的各个领域，已经很少有全国一流的处于领军地位的商贸流通企业。

广州现代流通体系优势重构的方向有三个：一是充分利用传统流通时代沉淀下来的商脉、人气、客户资源优势，尤其是专业批发市场、会展和物流三大行业所积累的丰富客户资源和供应链资源，这些是广州商贸优势的巨大宝贵资源，千万千万要珍惜，尽量减少流失和转移。商贸设施或市场建筑物，可以拆了重建或迁移，但商业气氛和客户资源一旦流失，就是永远的消失了，很难重来；二是充分挖掘尚未发现和利用的商贸资源优势，例如，广州每年拥有数亿过境的产业、商务和交通人流、客流，但这些人流、客流相当一部分匆匆而过，未留下一片云彩，也未带走一片云彩。如果能将其中的部分人流客流，转化广州的商流、消费流，那么潜力十分巨大；三是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时代新商贸的先行优势。这方面，广州市政府有关部门近几年已经开始行动，特别是在打造国际时尚之都、定制之都、电商直播之都、快递之都等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只要持续发力，措施到位，那么，再造新优势的效果一定会体现出来。

（三）路径重构：大力发展新商贸，全面拓展提升商贸创新升级空间

新商贸与旧商贸的主要区别有三点：一是交易场景不同。旧商贸只能在实体性的商业建筑物和商业场景下提供服务，服务的地理区间和空间都受场地限制。新商贸则全场景，无论家里、路上，还是车上、办公室，以移动手机和互联网设备为工具，所有的商业元素重新“串珠成链，聚点成线”，人、货、场重构，线上线下融合；二是交易时间不同。旧商贸一般是限时服务，到时下班关门，假期休息停业，而新商贸则是24小时全天候、全时段在线营业、在线服务；三是交易方式不同。旧商贸基本上是“三现交易”，现金、现货、现场合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物流商流合一，但新商贸则可能是线下体验、线上下单、线上付款、快递配送、厂家直达等，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渠道构成发生根本性变化。

互联网等新技术带来的商贸变革以及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商贸，对应的现代流通体系也正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形式到内容、从业态到布局，整个流通体系的格局和形态都在发生质变，功能正在重组，边界重新划定。这种变革，使流通体系的边界范围从传统的商场、市场、货场、广场顺着产业链供应链向工厂、农场、实验场以及车间、田间地头渗透和延伸。具体来说，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大力推动现代流通体系，尤其是现代物流和供应链服务等行业或业态，借助智慧工厂、智能生产、现代信息技术等工具，与生产制造业深度融合。越来越多的生产领域，以共享工厂、在线设计、时尚定制、个性体验、网红直播、视频展示等多种形态，将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融合在一起；二是与消费升级深度融合。现代流通体系通过大量的在线服务平台和体验场景，结合新技术、新基建、新场景，创造或引导新消费、新需求，尤其是个性化定制、社群品牌打造、网红商品设计等，使商贸流通服务与消费促进同步展开，进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三是与城市升级深度融合。跳出传统的实体性商圈、商业综合体等场景思维，拓展现代流通体系所依托的地理和物理空间范围，主要是结合城市更新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新交通中心、人流聚集中心、大型社区等，推动流通体系基础设施的渠道下沉，增加对居民社区和终端消费场景的触达率、体验点和服务点，从而增强流通效率和能力。

总体而言，广州在现代流通体系的路径重构方面，还有很大潜力。例如，广州作为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广州南站拥有全国最大的交通客流，广州白云国际机构是全国最大的客流干线机场之一，这种交通优势一直没有充分转化为商贸优势。还如，广州作为珠三角“世界工厂”的窗口和门户，作为全球许多商品原产地和全球商品集散地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也未能充分挖掘。此外，自贸区还有大量优势，还有待与商贸优势机地融合，使之成为广州现代流通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毕竟，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本质，是为了试验发展自由贸易及相关领域，根子上是流通问题，而不是其他。

四、新格局下广州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六大主要对策

2020年10月，广州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引领作用，全力打造体现广州优势特色的现代流通体系，在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中积极探索、走在前列。会议提出，广州要建设内外贸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流通体系，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与流通、消费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批发、新零售、新物流、新消费，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流通企业，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结合“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谋划好未来5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为广州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广州作千年商都，在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方面不仅有着丰富的经验、风格和具有自身特色的路径，而且作为“粤商”代表和大湾区商贸枢纽，一直在实体商贸创新的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尤其部分新业态新模式方面，如网红直播、跨境电商、时尚定制等。同时，广州市政府部门在引导和推动现代流通体系和国际商贸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建设方面，也有着相对完善的对策体系。但就结合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而言，相应的政策安排和对策设计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因此，我们的对策建议是重点从六个方面加以推进。

（一）着力打造国内首个双循环经济试验示范区

目前，全国各地在理解和贯彻落实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方面，基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产业体系特点以及基础条件，提出了不同的实施推进着力点、关键点以及重点抓手。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城市明确提出要打造全国性的双循环经济试验示范区。这有二个原因，一是大多数城市在这些方面缺少综合能力和前提条件，二是各国家中心城市当前的政策重心或城市定位不在这些方面。

广州作为国家定位且对标国际一流的国际商贸中心城市，无论内外部条件，还是优弱势因素，都有利于创建和打造国内首个双循环经济试验示范区。广州目前常住人口超1530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9000亿元，跨境电商进出口总规模全国第一，拥有专业批发市场600多个，国内国际循环支撑力巨大；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35个，自身产业拉动力强劲；拥有白云国际机场、广州港、广交会等世界级流通基础设施，具有全国性试验示范动能，因此，广州具有创造全国首个双循环试验示范区的基础条件。同时，广州打造双循环试验示范区，与当前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双区”驱动（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城”联动（广州、深圳），以及“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广州提出的广佛同城、广清同城等战略，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有利于提升当前城市战略性决策的丰富性和层次性。

双循环试验示范区的重点内容就是如何结合国际商贸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建设以及自贸区、跨境电商试验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等一系列规划及政策，利用千年商都、大湾区门户、世界工厂核心区等优势，利用广交会、南沙自贸区、广佛深度融合核心区等核心资源和重点平台，探索如何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试验示范的重点对象就是如何通过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打通双循环的痛点、难点、堵点、断点、要点。双循环试验示范区试验示范的重点领域有三方面。一是探索现代流通体系如何与现代产业体系、交通体系、科技体系、文化体系、消费体系、城市体系等相关体系有机融合，以增强现代流通体系对国民经济循环的先导性、引导性、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二是探索现代流通体系如何创新升级、丰富完善，实现六个一体化，即内贸外贸一体化、线上线下一体化、设计销售一体化、内需外需一体化、商旅文一体化、城乡流通一体化，从而使现代流通体系与当前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城市化进程相适应；三是探索现代流通体系与产业链、供应链、金融链、服务链、创新链、价值链、数据链等各链条、各环节的协同融合关系，从而丰富和拓展现代流通体系的外延和内涵。

从现实性看，广州双循环试验示范区有二个方案可以选择：一是直接与已经批准的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融合，并行推进。这个试验区的核心区就是广交会以及千年商都的地标性场地——黄埔古港所在地，同时也是阿里巴巴、微信、唯品会、环球市场等国内国际双循环领军企业的聚集地，基本具备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基础条件 。二是将广州珠江南部的三个，即海珠区、番禺区、南沙区的全境梳理整合，共同打造一个全新的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双循环试验示范区。这应该是最佳方案。

广州主城区北岸是旧格局下广州国际商贸中心的核心区，天河、越秀、荔湾、白云四个区不仅拥有天河路商圈、北京路商圈、上下九商圈等广州最具代表性的商圈，而且还拥有500多个专业批发市场。广州80%以上的专业批发市场都分布这几个区。进一步说，这些区虽然现代流通体系发达，但其特点是实体性的传统主流业态为主，它代表的是旧商贸的辉煌。相当长时期内，这都无法改变。而且这些业态和模式，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是广州商贸流通的核心力量和支撑力量。

在以新技术、新消费、新商贸等为导向的新型现代流通体系，广州目前重点分布珠江南岸的三个区，而且它们也是一大批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策源地和引领地，这些区域代表新时代广州现代流通发展的新方向、新势力。其中，海珠区以海珠环岛商贸带为依托，以新港路为横轴，以广州大道南、江南大道为纵轴，以琶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核心区、中大创新谷及其国际时尚中心为依托，正在形成广州未来最具发展前景的新商贸核心区。番禺区则以南大干线商贸带为横轴，以番禺大道为纵轴，支撑起目前广州又一个具有成长性的新商贸聚集区，包括广州南站商务区、长隆万博商务区、广州创新城、广州大学城、广州国际商品展贸城等一系列大型载体及平台。南沙区则是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片区所在地，更具有双循环试验功能。总之，这三个区各有特点，也都具有国家级平台，合力打造国家级双循环试验示范区，目前的优势条件全国独一无二。

（二）着力构建时尚定制为核心内容的广州特色新商贸流通体系

广州商贸延续和传承着千年商都、粤商文化以及实体商贸的特点，与上海、深圳、杭州等其他城市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具有十分显然的自身特色，有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和风格，是中国现代流通发展史上的广州样本、广州经验。

粤商文化务实、低调、稳健、灵活，因此，广州商人及商贸流通业过去一直特别强调兴办各类实体商业、强调市场导向、强调稳健经营、强调走心服务。因此，广州商贸无处不在，商业氛围浓烈，生命力强大，但他们大多“小而美”，也很少出现并购或资本运作，也较少“走出去”实现全国连锁，是典型的坐商，是一群商界的狼。这就是广州能够聚集全世界数量最多专业市场的原因。它不同于沪商、浙商，内外通吃，世界分布，战略布局，资本经营，重视合作，从而能够把企业做得特别大，从阿里巴巴到义乌小商品城、海宁皮革城，其风格属于典型的浙派，是游商、行商的产物。而深圳商贸的特色则是特别重视科技的应用，特别重视流通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

自2003年非典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快递物流、供应链管理等现代流通方式以及新行业、新业态获得了飞速发展，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在专业市场、购物中心、会展、物流等传统商贸产业链规模远远不及广州的城市，由于受到传统实体商贸格局影响和约束力较小，反而，在发展网络购物、电子商务等新商业方面遇到的阻力较小且获得了飞速发展，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在一定程度上其规模和影响力也超过了广州这个传统商贸大市和国际商都。但是，星光不问赶路人，广州在推进传统商贸转型升级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方面，依然走自己的路，低调前行。经过近二十年的转型变革和产业积累，当传统电子商务开始走向拐点的时候，在新商贸时代即将来临的时候，广州商贸流通的新一轮高涨期又开始了。

广州商贸流通业及流通体系建设的生命力之源在于工业化所产生的强大需求以及与制造业体系的深度融合。无论是传统的广交会、专业市场、货运物流，还是在消费互联网与工业化互联网推动下迅速发展壮大的网红直播、时尚创意、商品定制、跨境电商、体验经济、供应链服务、文商旅融合等，都离不开广州本地及所在的珠三角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正是珠三角强大的泛家具产业链才孕育了商品定制（C2B）这一具体颠覆性意义的新行业的蓬勃发展，同样，正是拥有服装、珠宝、美妆、皮具、皮鞋、数码等一系列产业链的聚集，才可能培育起时尚创意与发布这一新兴的产业链。可以说，广州时尚定制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壮大甚至引领全国，既是广州市场经济发达和商贸创新的产物，更是广州流通体系与制造体系深度融合的产物。在新时代，一个具有广州模式和广州特色的新商贸体系正在形成。

在电商时代，与现代信息技术融合之后，现代流通的触角已延伸到了生产与交换的每一个环节，让生产与交换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现代流通不仅是一个货物转移的过程，同时还是形成价格信号的前提和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能够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引领消费模式转变和消费结构升级。因此，有人把现代流通称之为“新流通”，以示与传统流通的区别。广州新商贸体系或者说广州版的现代流通体系，其核心内容不是大型平台电商或全国性连锁体系，而是“科技+电商+制造”，即基于互联网的线上线下，依托优势制造业集群，以时尚定制为核心，逐步将传统的“从生产到流通”体系颠覆性地变革为“从流通到生产”体系，真正地形成新批发、新零售、新物流、新会展以及新制造、新消费。广州近十年来，聚集形成了包括索菲亚、欧派、尚品宅配、维意家具等近十家家具定制类上市公司，就是最好的明证。

广州拥有近130家纺织服装专业批发市场，有流花、沙河、十三行、新塘、石井等五大服装商圈，其背后就是因为广州拥有近2万家服装工厂、2万多个服装设计师，还有数万个服装电商，拥有国内最完整的服装产业链，无论是男装、女装，还是童装、职业装，从布匹到成衣，服装流通与服装制造完全深度融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生命力和双循环能力。这样的流通体系，是长期产业和市场演化的结果，几乎无可替代。正是围绕着这些生产制造的产业链布局，广州形成了一批依托生产制造而发展成长的专业化展贸商聚集区、产业物流聚集区、以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为核心的工业原材料集散基地、以商品展示和订购为主的国际化采购中心。这就是广州现代流通体系的核心价值与根基所在。

目前，广州打造国际时尚之都、国际定制之都、网红电商直播之都、跨境电商之都以及国际美食之都等行动计划或措施都还在推进之中，政府正在规划引导广州现代流通体系的有序重构和升级创新，坚守自身特色，从而在发展新型现代流通体系方面走出了自己的新路。

（三）打造以新消费为特点的世界一流的国际消费中心、

自2019年以来，广州在全面增强国际商贸中心功能的同时，提出要打造国际消费中心，构建以新型消费为核心的消费促进和服务体系。在数字经济时代，新商贸、新流通与新消费大多是一体二面，相互影响和促进。广州虽然和北京、上海、重庆等直辖市不同，但在消费方面却几十年来紧随北京、上海之后，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里的消费人气始终源自市场聚集和产业拉动。广州作为一个生活消费宜居之城，在消费方面一直释放着能够吸引国内外消费者的独特魅力。

广州的国际时尚定制和跨境电商、电商物流服务体系，同时也是新型消费的重要内容之一。时尚定制，它既是一种现代流通方式，但同时它也是一种基于个性化、时尚化、品牌化、电商化、体验化的新型消费方式，是一种集消费、流通与生产融合的新模式，是新消费、新流通、新制造的混合体。在这方面，广州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未来更应引领全国，通过不断创新、聚集和深化，使这一特色体系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下一步，广州打造国际消费中心的工作重心将逐步从传统的商圈、设施以及美食节、旅游节等体系建设，逐步转型提升为以下几方面，重点包括：如何通过时尚定制等新模式引领新消费、如何通过举办类似于“全球华人在广州过大年”的超大型活动来吸引国内外消费者聚集广州消费（全国只有广州具备一系列优越条件，好吃、好玩、好看、好购、好天气、好交通、好活动且可以参加各类时尚发布、到工厂进行商品定制、到广州塔看表演、到街区看花市等），此外，还要通过创新交通枢纽商业体系、兴建相关的交通枢纽型商业体验中心或展贸中心、增强国内外过境游客的消费服务能力，从而通过创新截客留客吸客获客方式拓展消费客源，提升消费力。

（四）实施广州流通业全面“走出去”行动计划、

由于广州商贸具有的浓厚的“坐商”风格，因此，过去数十年间，广州流通体系建设的重心是一直对接于生产制造和服务好外来客商，缺少“走出去”进行布局的动力和条件。在过去“广货遍天下”、“发财到广州”等市场格局下，广州不是缺少在全国发展连锁体系的能力，而是缺少构建这个体系的动力和精力，顾不上。客人都跑来了，你却心里不好好安排，还跑出去布局，在当时也说不过去。这就是广州一直缺少大型本土连锁企业的主要原因。

但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广州商贸到了必须“走出去”的时候了，广州现代流通体系也必须通过骨干流通网络嵌套进全国性流通体系中，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动能，尤其是融入到国内大市场、大循环中。广州商贸“走出去”分三个层次：一是加强与周边区域的合作，二是更多地将流通渠道向国内其他省区延伸；三是继续深化与国际流通合作。

一是加强广州与周边区域的流通合作。主要是指广州应全面提升广州商贸流通的能级，将现代流通体系的辐射范围拓展周边区域，尤其是佛山、清远、东莞、中山等周边城市，形成新的流通空间布局和发展格局。广州宜以广佛全域同城化、广清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广肇云韶一体化发展、穗莞惠深化合作以及广深“双城联动”等为契机，在相关区域联合兴建一批以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电商定制、国际采购、免税基地等内容的新商贸聚集区或园区，从而丰富和升级广州现代流通体系的容量与承载力。比如，在举办“全球华人到广州过大年”活动时，应该尽可能地吸引周边的商家、酒店、餐饮、景区、市场以及文体休闲企业共同参加。既可以到清远泡温泉，也可以去佛山看叶问或黄飞鸿故居或顺德美食以及定制建材、家具等。

二是大力拓展国内市场，深度融入国内大循环。在当前条件下，重点有二个方向，一方面是依托广州及大湾区强大的销地优势和产业优势，结合对口帮扶和友好合作，在全国各地建立一批原材料、优质农土特产品等直供直销基地或商贸产业园区；二是以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方式，以资本为纽带，以渠道控制、流通服务、供应链赋能为抓手，展开跨区域的产业合作，形成“总部+基地”的产业链合作模式，即新型的“前店后厂”模式。

三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方向，继续加大国际流通合作。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海外粤籍侨胞有3000多万人。这些资源都是广州流通“走出去”的重点优势资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在开放中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以我为主的产业分工体系。以广州华人华侨、海外友好合作城市、广交会重点客户、海外各地的友好商协会为基础，大力推动广州商贸流通主动“走出去”，包括海外仓、海外基地、海外展示中心台及海外自贸区建设。广州作为国际商贸中心和国际物流枢纽，已经具有非常好的国际流通体系基础，只有有序开发和布局，广州商贸“走出去”一定会迈上新台阶。特别值得探索的是，如何利用广州的时尚定制和跨境电商优势，深度对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需要深入进行战略谋划。

（五）探索中国牌原产地商品出境免税体系

在我国传统流通体系即旧商贸格局下，通常所说的免税商品，基本上是指中国消费者购买的国外名牌或奢侈品，涉及两个流通环节，一是中国游客去世界各地的免税店，尤其是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香港、澳门等，购买各种箱包、化妆品、保健品、钟表首饰、黄金珠宝名酒、食品等；二是中国国内的免税店，如机场免税店等。实际上，这里的免税商品基本上是进口商品。其中，不泛专门针对中国游客和买家而设计的部分所谓的名牌产品，而其产地可能就是广州或东莞等地。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开放格局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中国制造”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或中国品牌正在世界品牌，某些中国消费品正在全球时尚或引领消费潮流，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信任和热爱中国商品，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向往中国，中国国际游客数量正快速增加。那么，尽发构建以中国制造、中国品牌为核心的国际免税商品体系，就是新格局下必须探索的新内容。也就是说，中国各地的国际机场、国际游轮、口岸商业等，应该让数以亿计的外国人在离开中国时，可以购买一定额度的原产于中国的免税商品。过去是中国人出国购买，现在是数亿外国人到中国购买。同样是免税商品，只不过流通方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完全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时机也已经成熟。“一带一路”、双循环、RCEP、中国自贸区等，都需要有这个概念来丰富其内涵。

广州无论是否打造国内首个双循环经济试验示范区，都应该主动向国家申请开展新型免税商品体系试验。广州在全国最具有开展出境免税的各方面条件。一是广州及周边区域拥有国内最完整的服装、家具、珠宝、皮具、美妆等产业链，是真正的原地产产品、原创设计等；二是广州拥有广交会等带来的大量国际客流（比如，每个参加广交会的外国客商，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免税中国商品）；三是广州有南沙自贸区，适宜进行此类试验地；四是广州的电商物流和电商定制发达，可以以个性定制等方式吸引客人和拓展市场。

如何使大量的“广货品牌”进入到国际免税体系中，是广州打造国际商贸中心的应有之义，也是责任担当，应该走在全国前列，首开先河。

（六）推动广州商贸流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传统粤商喜欢单打独斗，抱团取暖，扎堆经营，形成“狼群效应”，同时，他们强调稳健经营，不熟不做，做生意赚钱适可而止，知足常乐，所以，广州商界，无论是批发商、零售商，还是物流商、餐饮商，都普遍做得不够大，“小而美”，市场生命力十分顽强。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在全国流通业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尤其是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和国际商贸中心，却缺少足够强大的龙头企业充分领军者。进一步说，就是缺少阿里、京东、苏宁以及义乌小商品城、海宁皮革城等一批具有全国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超大型流通龙头企业。这些千亿级企业的存在，是一个城市商贸繁荣程度的重要标志。

广州缺少这类超大型商贸流通龙头企业的根源在于商人们“过于务实”，即仅靠开店、兴场、拓街这类纯实体商业业态进行扩张，极少数出现资本运本和大规模的并购。例如，曾经仅有几家的大型连锁超市宏城超市和好又多，都是被沃尔玛等异地商业企业并购。近十多年来，全国各地商界都普遍地进行了收购、重组、运作，广州却基本上无声无息。例如，阿里不仅收购了银泰百货、三江购物、大润发等零售业上市公司和大型连锁企业，还收购了居然之家、红星美凯龙等大型专业市场和批发企业，从而基本构建起了从线上到线下、国内到国外、批发到零售的全产业链商贸流通体系。当然，广州缺少超级商贸流通龙头企业的原因还有不少，如行业规划、土地利用、区域产业政策等。

不容否认的是，自2010年，广州结合国际商贸中心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商贸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的政策。例如，2010年广州市政府就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商贸流通业推进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建设的意见》（穗府〔2010〕37号），提出重点推进列入国家、省、市龙头企业的商贸流通企业改制上市，支持企业利用国内外资本市场加快发展。鼓励上市公司开展资本运作，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的收购兼并、资产重组，实现上市资源的优化整合，着力培育一批龙头上市公司。加快推进国有商贸流通企业开展战略重组，支持和鼓励内外贸企业开展业务整合和相互投资参股，加快培育跨地区经营、内外贸一体化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商贸企业集团。支持具有自主品牌的商贸龙头企业发挥品牌和市场集成优势，通过收购兼并、合资合作、联营结盟等形式进行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地区的资源整合，实现低成本扩张和跨区域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得新技术、新市场、新资源并积累全球经营运作能力。力争到2015年培育发展一批千亿、百亿级商贸企业，培育2家商贸企业进入全国行业20强。遗憾的是，这些好的目标和对策，在后期的执行和实施过程中未能获得预期的效果，值得反思和总结教训。

在新格局下，上述政策仍然有效，值得继续深化完善和贯彻执行。这里重点补充二点对策：一是借鉴日本综合商社经验，推进广州国有商贸企业深度对接优势制造业，除了借此大力发展时尚定制等新业态新模式外，还主要是借机促进流通体系与制造体系的进一步深度融合，并大力构建协同制造企业从原材料采购、到时尚设计、供应链管理到批发、展示、零售的全产业链商贸流通体系，尤其是要参与到原材料基地建设以及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行动过程中去。二是借鉴深圳国资经验，对关系国计民生或具有战略价值的重点流通领域，展开资本运作和大规模并购。近十年来，深圳国资通过并购，不仅控股了普洛斯等大型国际物流企业，而且还成为了苏宁、怡亚通等一批国内零售、供应链龙头企业，目前已经是国内资本市场上十余家大型流通龙头企业的大股东。此外，广州还应借鉴开发区模式，利用自贸区政策优势，打造与国际商贸中心地位相匹配的超大型商贸聚集区或产业园区，以承载强大的商贸流通创新和展示功能，同时也增强实施双循环战略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