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现代流通体系是基于新技术、新基建、新消费而形成的由新批发、新零售、新物流、新展贸等构成的新型流通体系。现代流通体系基本功能就是在生产和消费的规模化流通问题已经解决的基础上，全面提升现代流通的渠道控制权、市场话语权、贸易主导权和商品定价权，畅通经济循环，提高发展质量。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使命和目标任务就是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引导促进生产制造、提升流通价值水平，同时促使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商流、物流以及资金、信息等的循环畅通和高效、安全、稳定流动，这也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容。
广州在新时期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战略任务，与新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核心功能转变和战略任务相适应，主要体现在能力重构、优势重构、路径重构三个方面。新格局下广州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主要涉及打造国内首个双循环经验试验示范区、着力构建时尚定制为核心内容的广州特色新商贸体系、打造以新消费为特点的世界一流的国际消费中心、实施广州流通业全面“走出去”行动计划、探索中国牌原产地商品出境免税体系、推动广州商贸流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等。
关键词：现代流通体系；战略流通；流通能力；商品定价权；双循环试验区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深层背景:流通视角
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背景以及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关系，已经有不少专题研究 。这里重点从工业化进程视角，再谈一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深层背景，从而有利于跳出多年来对流通体系建设的惯性思维，从战略意义上进一步理解现阶段大力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特殊性和必要性，也更有利于清晰地明确双循环新格局的本质及核心，从而为广州在新时代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提供更多的新视角。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商品、服务、生产资源，还是技术、资金、知识产权等，它们的循环一定是与流通有关。它们的循环是否畅通、效率高低、规模大小等，也直接与流通能力和水平有关。经济循环的安全性、稳定性，则一定与流通渠道和链条的可控性、连通性有关。总之，只要涉及到经济循环，则必须以流通体系为切入点，才能找到它的真正命脉和关键所在。在这方面，现代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这也是市场和产业分析的基本常识。
现代经济学原理表明，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在工业化初中期，由于产品短短、生产不足和供不应求，全部经济活动一切以生产为中心，生产决定流通、交换、分配和消费，就成为当时政府决策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和原始积累、不断提升技术研发能力、遍地开花的工厂区建设等，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来进行的，各方面的政府决策、营商环境、科技教育等也都主要是为了发展生产来展开的。在这一时期，产品、产值、产量规模以及占有率，既是描述各地工业化水平和进程的指标，也最考核政府业绩的最主要指标。同时，这一时期对应的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整个市场体系和流通体系处于发育初期，极不完善，分工分业也很落后，只能被动适应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而探索性构建流通体系。
随着工业化进程进入到中后期，很快使大多数产业的生产能力进入相对饱和甚至局部过剩，“会生产，不会销售”成为普遍难题，库存积压和盲目生产并存，销售不畅与低价竞争并存，整个“供给侧”出现结构性困境，流通问题成为制约整个经济循环的最主要短板，否则，生产越多积压越多，浪费也就越严重，整个经济的发展质量就越低下，因此，这个阶段一切经济活动就要转变发展方式，从原来的“一切以生产为中心”转变为“一切为市场为中心”，实际上也就是转变为“由流通决定生产”。这时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就是说，在新的发展阶段，整个活动经济，包括生产制造、科技研发、投资布局、产业选择、城市建设等，在一定程度上都要建立在现代流通体系基础上，这是一切投资和产业活动的基础。
现代流通体系是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且以各种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流通系统，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共享化、体验化、定制化、品牌化、连锁化、去中间化、移动支付、快递配送、商流与物流分离等趋势和方向，与高水平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相匹配，高速发展的网络购物、在线支付、快递配送、跨境电商等是现代流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现代流通体系是基于新技术、新基建、新消费而形成的由新批发、新零售、新物流、新展贸等构成的新型流通体系。
由于思维方式和经济决策及行为的惯性，或者各界对现代流通体系的认识普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差或误解，使得现实中的经济运行、产业导向和经济转型升级很少主动地“向流通导向”靠拢，甚至把流通体系建设目标导向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服务于生产的销售或便利居民生活消费的层面，深深地受传统的“生产决定流通”的旧观念约束，这样，与此相关的各类问题大量积压，由量变到质变，逐步演变成“旧格局”与“新格局”的冲突。尽管中央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供给侧结构改革以及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了一定的雏形，但从各地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形看，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注意到这些重大战略与现代流通体系的关系，没有理解“流通导向”的新发展格局内核，从而没有精准地把握住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和灵魂。
正是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在2020 年9 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如果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延伸和升化，是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战略安排，那么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和基石，是决定着新发展格局能否最终形成的基本力量。
因此，研究和理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要重新学习现代流通知识，形成现代流通思维，真正理解现代流通体系。现代流通体系对于各级政府、企业以及学界来说，都是一个既熟悉但又十分陌生的领域。之所以熟悉，是因为传统计划经济一直强调生产与流通；之所以陌生，是因为大多数政府和企业界人士都缺少系统的市场、贸易、物流、商务、电商等专业知识，缺少流通思维和关于渠道、业态、商圈、定价等流通领域基本概念的逻辑架构，从而无法真正理解现代流通与制造、消费、科技等领域的内在关系。从现实情形看，尽管习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当成战略任务来抓，但从各地进行政策解读和出台相关措施时，即少见真正把它上升到“战略任务”的层面来设计，还是从一般性的传统商贸流通政策来理解，虽然也从交通、物流、消费、技术、供应链等角度提及，但并未真正涉及到各地经济发展战略、总体产业体系等战略层面，出现一种“高高地举起，轻轻地放下”的尴尬现象，最终现代流通体系这个“战略任务”体现得并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仍未真正上升到战略层级。
二、新格局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三大战略使命
在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发展格局下，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使命和战略任务是不一致的。这是由不同发展阶段和格局下流通体系的系统功能、结构和环境共同决定的。
在传统旧格局下，进一步说在工业化初中期发展阶段，流通体系的主要功能就是与工业化进程和工业革命的大格局相适应，通过不断投资流通流通基础设施，丰富商业网点，拓宽和延长流通渠道，从而，一方面，能够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带来的原辅材料和半成品需求，实现产品的仓储、中转等流通需求，达到扩大产量和促进销售的目的；另一方面，能够满足人民不断扩大的购买需求，便利消费。因此，这一时期流通体系的战略使命就是要保障工业化进程的顺利推进，使商贸流通能力与生产制造能力尽可能匹配。
在新发展格局下，当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大部分工业生产能力的产能趋于饱和或相对过剩，商品市场的格局从原来的供不应求转为总体上供过于求，整个供给侧的运行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任何盲目的投资和生产都可能出现产能进一步过剩、库存进一步积压等问题。这一时期间，面对市场格局的变化，传统的“以产定销，先产后销”模式肯定不适应，流通体系被动服务和配合生产体系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存在，其功能就要从原来的实现销售和实现价值转换为创造开拓市场、提升价值，通过“人、货、场”重构，不仅保障生产过程和产能的市场销售，而且还要引导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链的重构，真正从“生产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消费主导”。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和新格局下，流通体系建设的战略使命更多地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一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二是引导促进生产发展，三是提升商品价值和全球竞争力。
（一）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强大的国内市场必须具有强大的市场规模以及在国际国内市场变化中体现的强大抗耐性、柔韧性。包括：国内市场能够基本支撑起整体经济运行；国内市场具有引领和引导生产的能力；市场体系基本完善和成熟，区域分割和行政垄断逐步消除，商品和要素流通效率显著提升，流通领域的制度性成本明显降低，全国统一大市场基本建成，全社会流通组织能力达到较高水平；国家骨干流通网络逐步健全，各处流通渠道的断点、堵点、痛点、难点基本打通，线上线下以及各平台、各主体、各网点、各环节、各链条形成高效有效链接，快速反应，循环畅通；流通领域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无人科技、电子标签等技术在流通领域能够广泛应用，新批发、新零售、新物流等流通领域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国内市场具有自我革新、再造和修复功能，市场波动较小，不容易出现断裂或断链情形。
过去，我国国内市场不够强大，是受多种因素作用所致。例如，招商引资过程中的“以市场换技术”，政策设计或谈判策略上一定程度让渡了流通领域的定价权和话语权。无论是加工贸易过程中的“两头在外，前店后厂”，还是富士康式的工厂化招商或部分汽车品牌的产业链招商，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国内市场主导权为代价。还如，国内市场和流通体系建设中，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导致大量的流通领域的投资流向商业地产部门，除了沃尔玛等外资流通企业外，大多数国内商贸企业出现了地产化、物业化等二房东问题，主流的商业活动被“异化”为被地产商主导的甲方乙方关系，而不是商品采购、营运和供应链合作关系，从而使国内商贸企业的组织能力群体性弱化。此外，还有一系列体制机制性问题，如地方政绩考核中的某些指标设置以及某些地方政府在投资领域中的“外资优先”政策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国内市场的强大。
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必须构建与强大市场规模优势相匹配的内外贸一体、国内外两个市场对接、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流通渠道体系，运用超大市场容量、超强制造能力、超宽产业纵深、超多市场主体的规模优势，充分发挥全球流通渠道控制的“总龙头”和“总开关”功能；构建与中国国力和实力相匹配的“战略流通”组织结构体系，培育具有全球流通运作能力和竞争力的综合性现代流通组织；构建与“战略流通”相适应的全球流通战略支撑体系，为我国企业提供足够丰富、准确和及时的商贸流通信息，先进的技术保障，广阔的流通基础设施布局，以及权威有力的法律保障；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匹配的多层次贸易流通方式体系，跳出传统“产品层次”思维，将强大的市场规模优势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并将这种优势化为流通渠道优势和商品定价优势；构建与“中国制造”相匹配的流通价值体系，以“反向定制”为核心助推“新制造”转型，赋能自主品牌崛起。
显然，在新发展格局下，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是当务之急。各地方政府都因地制宜，因地实策，同时还要防止出现片面化、短期化倾向，尤其是不宜把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停留在刺激短期消费以及增加消费平台或载体这样的过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各地有必要从战略层面上，结合产业、投资、市场、规划等各方面的政策体系进行反思和调整。
（二）引导促进生产制造
在旧格局上，尤其是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生产能力和商品严重短缺，生产能力严重不足，为了推进工业化进程，持续长期大规模地以扩大生产能力为导向的招商引资，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了大量的工业区、开发区和产业园区，快速地形成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并用短短三十多年时间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制造体系和产业链体系。在这一阶段，流通体系建设是被动地跟随着工厂和产业链布局，不断地配合产业聚集和供应链需要，培育和构建流通体系，从商流、物流等各方面补各种各样的短板，以满足生产能力和产品产量快速扩张的需要。比如，在广东各地，围绕着各专业镇和产业集群，形成了数千家不同类型的专业批发市场，就是“世界工厂”的印证。“生产决定流通”在这里也体现十分充分。
在新格局下，受市场容量、市场偏好、消费升级等方面约束，无论是生产制造，还是技术创新，如果脱离了市场需求，都将导致资源浪费和缺少生命力。“流通决定生产”已经是基本现实，任何脱离流通保障的生产、投资和研发，都是盲目决策。这时，流通不仅决定着生产的规模、结构和方向，还决定着生产的价值水平。因此，转变发展方式和决策思维，在政府和企业决策体系中深度植入流通思维，从体制机制上保障流通对生产、科技和投资的先导性、基础性引导作用，是新时期各级政府治理能力方面的一项新课题。特别要注意的是，如何在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寻找一种相对稳定稳定的平衡，如何通过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来稳定生产制造业的比重且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当前“制造业服务化，服务化制造化”以及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流通引导和促进生产还担负着稳定制造业比重，防止制造业比重过急过快下降带来的“产业空心化”、“产业虚浮化”问题。围绕“流通引导和促进生产”这一战略使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必然牵涉到对旧格局下产业体系、科技体系、城市体系、交通体系、服务体系等体系的重新梳理和重构，必然涉及到传统商流、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要素流动的渠道、规模、流向和路径的重新引导和安排，必然影响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服务链、技术链等链条的重新搭建和设计，必须考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内需外需两个动力、内贸外贸两个体系、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的重新布局，因此，这是在新时代、新阶段、新形势、新起点下的全局性重大核心战略行动，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各链条的整体性战略重构，也要求对过去四十多年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反思，找出战略性的薄弱环节和短板，并在此基础上制订相应的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
（三）提升流通价值水平
提升流通价值水平，就是指流通体系不仅实现简单地实现商品销售价值，而且还能拓展和创造价值，丰富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内涵，如品牌价值、创意价值、功能价值、情感价值、稀缺价值、特色价值等，通过整合及协同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延伸价值链，从而使产业经营者和市场经营主体获得更多的收益，使市场各相关利益方获得更好的体验和获得，从而使经济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流通价值水平的核心在于通过渠道控制权、市场话语权等途径，掌握一定的商品定价权，使商品销售和经营服务获得合理的定价。通过地说，一方面，就能使企业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能卖出好价钱，而不是还要被迫打价格战，或者不得不“贱卖”；另一方面，尽量避免出现中国商品与品牌出现不合理的“价格倒挂”现象，也就是不能出现外国的品牌商品通过流通领域的“包装”策划后价格远高于国内商品及品牌的不公正情形。本质上，这是一种价值外溢或财富流失，也是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根源。
在旧格局下，商品市场上能够卖什么、卖多少、卖什么价格、如何卖，基本上由生产方决定，尤其是外企生产方决定。国内市场尤其是国内商贸流通企业，在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的商品定价权缺失，并在市场和流通决策中，普遍强调“薄利多销”、“低价优势”、“便宜”等策略，其结果就是，国内生产制造出来的工业品或农产品，无论是普通日用工业品，还是科技产品，普遍卖不出好价钱，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甚至一度成为低价商品的代名词。
过去几十年中，我国生产制造规模和能力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却一直存在着一个与这种严重不匹配的现象，就是中国在全球商品定价权、市场话语权、渠道控制权、标准制定权、资本主导权、技术交易权等的权力一直相当弱，大部分领域存在着严重缺失。特别是在一些基础性、关键性或民生性的产业领域，普遍缺少真正属于国内流通企业可控的自主渠道、自主品牌、自主标准、自主市场，进而导致大多数产业和产品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价值链低端和被动市场安排状态，规模大、付出多，但由于“定价权旁落”而导致财富收益水平偏低。一方面，生产过程所需要的关键设备、原材料、中间产品容易出现“卡脖子”环节以及“价格胁迫”而被迫高价买入，如光刻机、铁矿石等，另一方面，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商品，在国内外市场上卖不起价。同样的一件服装或皮鞋、箱包、护肤品，挂上了外资品牌或渠道，价格就要高得多。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在旧格局下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根源所在。
导致这种流通领域“重价值实现，轻价值提升”或者说，“只管卖出，不管价钱”的原因很复杂，既有某些国际资本、利益集团甚至欧美国家政府力量刻意引导控制价格或制造价格陷阱（如铁矿石或种子等）的因素，又还有许多国内市场和流通领域自身的问题。如某些商品定价或消费服务中的外资崇拜、自卑心理或弱势思维误导，甚至习惯性站在外资立场上“自我反思”，认为是我国生产制造领域普遍性技术水平不高、产品质量低偏、经营管理落后，而外资企业或产品总是国产先进得多等。实际上，有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外在因素，就是无论中国生产制造过程中的技术水平再高、产品质量再好，但在当前全球贸易流通体系和供应链体系主要由欧美西方国家主导下，中国商品都难以卖出好价钱。部分西方国家和企业对中国制造以及科技崛起进行战略性歧视、偏见和阻击、打击，故意贬低中国制造和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形象，恶意隔断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密切性供应链联系，扰乱中国国际循环秩序，利用他们已经掌控的定价权、控制权、话语权 ，人为设计出一种“中国买什么贵什么，卖什么便宜什么”的不利局面。这种情况，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将会存在。
因此，在新格局中，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功能和战略使命，就是尽可能多地掌控全球商品的定价权，使中国在全球市场的采购和销售获得一个合理的定价水平，尤其是中国的特色商品、高品质商品、创新性商品或具有市场规模优势的商品，能够卖出好价钱。为此，要以国内大市场为基础，贯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尽量推动本土流通企业“走出去”，推动国内流通渠道向外延伸，实现流通节点的全球化布局，打造全球供应链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畅通、高效的全球化现代流通体系。
总之，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最主要战略任务，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更是新时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先导性、基础性、支撑性的革命力量。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最终能否形成，直接取决于现代流通体系能否建成。简单地说，在旧格局下，解决了生产不足和资本不足、技术不足、资源不足等难题，而在新格局下，必须解决我国各类商品、服务和要素在国内外市场和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循环畅通、各种流通渠道安全稳定、关键技术或资源免遭“卡脖子”、各种制裁、切断供应链等威胁带来“断供断链”损失以及能够自主决定交易对象是谁、何时交易、交易方式如何、交易价格多少、如何结算等一系列问题。一旦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国经济实现高